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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童試的考題，都是縣、府、省自己出題。
會出什麼樣的題目，全看當地官員的喜好與學問。
旁人可能不知道，若是上面有命令, 特定某些內容必考, 那麼童試的考題, 就由不得本地官員出題了。
這等內幕，普通學子是不會知曉的。
若不是周自言自己當過官，恐怕也難以清楚。
整個科舉的最終目的, 就是為了選官。
所以考生在回答的時候，就要假裝自己是一方官員, 不管是什麼問題, 最終都要結合目前的時政情況，再往家國百姓身上靠。
這麼想著，周自言心裡有了答案。
他當官時，有兩個問題一直是朝堂上的老大難。
一是經濟問題。
戶部的官員天天嚷嚷國庫空虛, 這裡要銀子，那裡也要銀子, 可偏偏國庫里沒有那麼多銀子。
二便是大慶的民風。
一些文人清官，天天說大慶許多邊緣小鎮民風兇悍，不識聖人之說，長大了落草為寇，為禍一方。
解決了這一波，沒多久，又會出現另一波。
這兩個問題，從周自言上朝第一天就開始吵，吵到他離京，都沒商討出一個可行的辦法。
仔細一想，說不定在他上朝之前也一直在吵。
其實在周自言看來，這兩處困難，可以合併在一起看。
轉變一下角度再去看，這兩個問題，其實就是現代基層工作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扶貧與經濟。
周自言結合現代思想與大慶實際，規劃了一個章程。
若能提高各個地方的教育水平，讓民眾明白勤勞致富的概念，加強他們的思想教育，那不用別人催，他們自己就能出去找活干。
長此以往，國家經濟自然就上去了。
周自言曾把這個想法拿與林范集看。
林范集那個老封建，第一反應就是覺得周自言在開玩笑。
「周相公，我明白你說的這個經濟與民眾的關係了。但是……你可知道你現在在說什麼？」
「這民生經濟，與這個……這個什麼思想教育有什麼關係？難不成那些務農之人讀了書，就能明白如何種地了嗎？」
「有這個時間，不如教教他們如何翻田，如何育種。」
林范集雖然覺得周自言這個想法不錯，但他是土生土長的大慶古人，就算他讀過萬卷書，一開始也堅定的認為，與其想辦法提高思想教育，還不如踏踏實實的教授一些技巧，讓他們有一技之長。
林范集還說：「周相公，就算咱們這識字班現在開起來了，可你看我大慶疆域，還有多少地方沒有辦起來。咱們只是辦了個識字班，就先寫被氏族那些人戳成篩子，你信不信，若你這個想法寫成摺子遞上去，第二天你就有可能命喪街口。」
面對這樣的質問，周自言無話可說。
因為林范集說得對。
大慶雖然開了識字班，可大慶整體情況，還是氏族壟斷讀書途徑。
很多小地方的百姓，還是沒能讀上書。
但他們既不會讀書，也沒有一技之長，將來只能務農。
若是能安安穩穩的務農也便罷了，若是務農時遭逢大難，又不能及時解決問題，那自然會走上極端。
周自言回去想了兩天兩夜，還是堅定地認為，思想教育是一切之首。
只有思想改變了，不再從思想上犯懶，才能更好的使用後面的『技巧』。
若無思想，那給他們再多思想也無用。
如此，兩個人又開始吵。
他們倆翻閱大半典籍，吵了大半個月才終於達成共識。
大慶百姓多兒女，有時候養育一個孩子都能費掉整個家庭。
這個時候，讀書就非最優解，去學學其他技巧，將來也是一門本事。
但是這治標不治本。
若是思想不正，學什麼都沒用。
最後，周自言和林范集一致認為，雖然現在想要提高全民的思想教育太難，但思想教育必須得有，哪怕只有淺淺的一層教育，也必須要有。
同時，能夠幫助到民眾的，切實的技巧也不能少。
兩手抓，才能真的讓大慶煥然一新。
他們倆聯手，用了七天時間，才寫好一份摺子，遞了上去。
可敬宣帝看過後，直接按下摺子。
事後兩個人才知曉，敬宣帝並非不同意，只是他作為帝王，認為這種事情非一朝一夕就能實現。
現在提出來，成功的可能性為0，只能暫時按下不發。
所以直到周自言離京時，他們都沒拿出一個像樣的策案出來。
現在看到這道題目，周自言立刻想到這個還未解決的問題。
不過保守起見，第一場還是要從文本出發，不能直接抒發自己的意見。
周自言稍加修改，便寫好了第一道題的答案。
寫完第一道題，仔細又看了一遍答案，確定沒問題後，停筆。
他這個位置，天井上若是有陽光，恰好能透過他的擋門，落到屋裡。
天公或許也知道今兒是童試第一天。
原本還稀稀拉拉飄雪花的天氣，就在今天早上，突然放晴了。
此時正好有一道細碎的陽光，打在他的房間裡，帶來些許溫暖。
看著這點陽光，周自言忍不住唇角上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