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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話里，祁勇說：「信收到了……這是哪兒？是香港嗎？還是澳門？」
「都不是！」謝蘭生道，「上面全是中國內地，深圳特區，還有北京。祖國現在變化很大，日新月異，蒸蒸日上的，一年一個新的樣兒，跟幾年前完全不同了。可不可以冒昧問一句，您上一次回中國來是哪一年的事兒了？」他北京人，習慣用「您」。
祁勇算算，說：「84年。」
「那現在可不一樣了。」謝蘭生說，「保准讓您大吃一驚。」
「……」祁勇沉吟了一下，說，「我也聽說，中國現在變化很大……」
「對呀，」謝蘭生也有些心虛，不過堅持著說下去，「作為正宗的中國人，不想回來看一看嗎？不想回來感受感受嗎？您回國來，住兩個月，順便跟著工作工作，不好嗎？也算見證祖國發展了，沒有錯過大的潮流，甚至可以親身感受兩個月的建設速度和改變程度。要知道，只旅旅遊是沒用的，像普通老百姓一樣設身處地工作、生活，才好啊。中國現在變化太快了，隔一兩年就一個樣了，等過一陣再回中國一切可能就慢下來了，這太遺憾了，會錯過了騰飛期的。」
話筒對面，祁勇似乎有些動搖：「我是打算回國看看……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去兩個月。」
謝蘭生又繼續勸道：「那在中國，一邊工作、一邊生活，不更好嗎？就可以有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的感受了。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一邊拍攝一邊嘮嗑你就能更了解中國了。而且，雖然沒有正常周薪，好歹也是一份周薪呀！美國往返中國的機票還有您在中國的食宿，《生根》劇組也會出的。9月10月到中國來，11月12月回美國去，過感恩節和聖誕節，休息休息，多好啊。」
曾在中國經歷過最困難的六十時代，又在美國渡過過身無分文、窮困潦倒的艱難歲月的祁勇還是能省就省、摳得要死、一分掰成兩半花，聽到這話，算計算計，感覺似乎也不太虧——他不用付交通、食宿，還能經歷祖國發展，見證經濟起步。
謝蘭生與祁攝影師這通電話打了許久。謝蘭生在那小賣鋪不得不又買了一張電話卡，是50元的，卡面上有頤和園。
最後，祁勇說他想想。
這已經是巨大進展了。謝蘭生也沒再逼，最後總結了一分鐘，請對方認真考慮。他虔誠地請求合作，已經耗盡一切精力。
結果僅僅幾天之後，再通電話時，祁勇就對謝蘭生說他可以去中國工作，但最多去兩個來月，周薪就按1000元計算——謝蘭生在最開始就承諾過的一個數字。
聽到這樣的答覆，謝蘭生欣喜若狂，急急忙忙拉著莘野寫了合同、傳真過去，又讓祁勇簽字、蓋章，傳回中國。
接著，謝蘭生與祁勇約定回國時間、開機時間，又叫助理小紅小綠、歐陽囡囡還有岑晨各自前往拍攝地點，他自己則又對劇本做了一些調整、改動。
直到確定開機時間，謝蘭生才猛然察覺現在已經7月份了——自羅大經和張繼先撂下挑子退出劇組，已經過了一個半月了。
…………
祁勇回到中國那天，謝蘭生和莘野兩人親自趕到機場去接。莘野認識祁勇，他們兩個沒跟別人一樣高舉接機牌子。
謝蘭生只在去LA時來回做過兩次飛機。他上學時，想買機票甚至需要所在單位的介紹信，大家認為只有領導才有資格坐坐飛機，當時他的一個鄰居從湖南坐飛機回京廠里甚至專門派了一輛車去接他回家。這一兩年民航倒是蒸蒸日上、發展起來了，可謝蘭生還是很少坐。
祁勇身材十分高大，留著濃密的絡腮鬍子，手中提著大旅行包，十分具有藝術氣息。莘野一眼就看見了，雙手插兜，喊了一句對方名字，側了側臉，示意他到出口匯合。
而謝蘭生剛一匯合便殷勤地幫忙拎包，噓寒問暖。
祁勇一出首都機場便迫切地打量四周，看建築，看馬路，看車輛，看行人。
他沒忘記，他回來是感受變化的。
然而，當謝蘭生還有莘野帶著他先坐火車、再坐客車、再坐驢車地趕到了盱眙村時，望著漫天的黃沙，望著滿目的土房，祁勇想哭了。
日他先人，他被忽悠著簽合同了。
發展呢？繁榮呢？照片上的高樓大廈呢？
怎麼實際是這樣的！
他是真的沒有想到謝蘭生是北京土著，卻選擇了如此冷僻的一個地方當片場，有完美主義強迫症。而謝蘭生還沒有車，去大城市要先坐驢車再坐客車再坐火車。正常劇組肯定有車，這謝蘭生窮到離譜。他本以為時不時就都能開車回北京的，最差也是回個城市。他在LA住，不怕開車，動不動就一兩小時的。
小紅小綠、歐陽囡囡還有岑晨全都鳥兒一樣歡欣地衝出來，迎接最後一位主創。
尤其小紅這女孩子，一雙眼睛亮晶晶的，睫毛撲閃撲閃，不自覺地雙手合十，叫：「祁大攝！！！」
祁勇：「…………」
小紅攥拳，原地跳跳：「祁大攝，您可終於是到了呀！我們幾個日盼夜盼，人員終於又湊齊了！《生根》可以再開機了！！！」
「是啊，」小綠道，「暫停好久，都長毛了，還是拍攝更有意思。」
祁勇：「…………」
見攝影師沉默了，謝蘭生也挺愧疚的，挽回道：「咱們先在鄉里拍一個月，爭取能縮到三星期，再回北京拍三星期，最後去深圳度假度假，全面感受三個地方，挺好的。我在北京一同學是北京邊上桃樹鄉的，他說可以把自己家借給我們拍攝內景，我看了，比較合適，可以拍攝屋裡邊的幾段劇情。」盱眙村還沒通電呢，幾個內景不大好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