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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開始，法官先從最簡單的部分說起。

　　  文家次子 1971 年支邊，戶口遷往西藏，現在根據從當地調取的檔案，有明確的失蹤，以及後來認定死亡的記錄，而且生前沒有結婚生育，此後五十餘年也無人主張代位權利。

　　  這一點其餘幾方都沒有異議，就這樣過去了。

　　  而後又說到長子要求恢復產權和繼承權的要求。其律師表示，長子一家因為疫情的原因未能回國奔喪，由他全權代理，詳細的時間線被整理出來，也提供了相應的文件書證——民國時的出生紙，老地契，離開上海赴香港的出境證明，還有後來的兩次聲明……

　　  長子 1942 年生人，1955 年以奔喪為由隨親戚赴港，後赴美留學。

　　  1985 年，政府發還房產，長子出具聲明，表示文家花園由其父母與胞弟居住，因自己長期留居國外，決定放棄全部房屋權利，其中包含他作為房屋產權人之一的權利，以及放棄對其父母部分的繼承，並同意更改戶名。這份聲明在其居住地辦理了公證手續，且經過了當地中國領事館的認證。

　　  2010 年，文老先生去世，長子又通過其子女才向文老太太表達了不放棄繼承的意思，這一次同樣出了一份聲明，也辦理了公證和領事館認證。

　　  因為只是庭前調解，法官不會明確說出自己對案件的確定性意見，畢竟還沒有完成合議和判決。但講到的幾個參考案例，比如 2005 年巨鹿路葛家花園，2006 年愚園路嚴家花園，都是關瀾之前重點提過的，調解的方向也不出她的所料——法官更傾向於認為長子對房產並無實際出資，而且撤銷棄權聲明的要求已遠遠超出了合理時間，也未能得到文老太太的同意。

　　  齊宋不禁讚嘆她對判例和法庭態度的把握，看婁先生的表情，應該也有同感。

　　  最後，又輪到文濤。

　　  文濤的律師先開口，說：“孫輩雖然不是法定繼承人，但如果其父母先於祖父母死亡，既觸發代位繼承，文濤可以代位其父親繼承祖父母的遺產。”

　　  婁先生作為執行人表示反對，說：“根據文老先生和文老太太遺囑的內容，兩個人都先後清楚地表達了取消文濤繼承權的意思，這一點肯定要尊重逝者的吧。”

　　  法官也認為這部分表述沒有問題，說：“繼承人的範圍、順序和繼承份額都是可以通過設定遺囑改變的，哪怕是法定繼承人。”

　　  但文濤顯然不能同意，在旁邊推推他的律師，催人家快點反駁。

　　  律師看看他，說：“文濤先生的意思是，這份遺囑顯失公平，應當認定無效。”

　　  這話其實已經有些牽強，法官果然回答：“遺囑處置的是自己的財產，並沒有一定要保證公平的必要。”

　　  律師還是努力了一下，又說：“但長子在海外，次子身故，文濤的父親作為文老夫婦最小的也是唯一在 A 市的孩子，生前一直承擔著照顧兩位老人的職責。”

　　  文濤也在旁附和，先替父親不平，說：“兩個伯父都不在 A 市，一直就是阿拉爺老頭子照顧伊拉娘，而且因為這幢房子，吃了多少苦頭。先是因為家裡成分不好，書沒有讀到，工作也沒分配。後來文家花園評了歷史建築，又不可能動拆遷，連福利分房都沒有享受到。人家老百姓至少還有一套安置房，我們說起來麼是文家人，結果就連這一點點都沒有的……”

　　  “人家老百姓”，“文家人”，這大概也算是老錢的一個特徵，活在過去，且自以為與凡人不同。

　　  再往下，又輪到他自己，讓律師說他屬於“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所以不能被剝奪全部繼承權。

　　  齊宋覺得這位同行已是一臉“掙點錢也不容易”的表情，不知道在口罩底下深呼吸了多少次才把這句話說出來。

　　  法官足夠專業，倒是沒笑場，只是提醒文濤：“‘缺乏勞動能力又沒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指的是未成年人，或者因為殘疾、疾病喪失勞動能力的成年人。”

　　  文濤卻無所謂，說：“是的呀，我四十多歲的人了，無業，身體又不好，當年是報出生在文家花園裡的，你現在告訴我沒有份?講得過去伐?”

　　  婁先生說了句：“文濤，你保時捷還停在外面呢。”

　　  文濤一點沒覺得不對，說：“那就是輛 718，我都開了十幾年了，熟人朋友一直說我，你家裡怎麼這樣對你啊?”

　　  ……

　　  談話一時冷場，還是法官讓其他幾方先迴避，單獨跟他聊了幾句。

　　  不知道說了什麼，可能斷了他一部分念想，重新坐到一起，文濤已經轉了新方向，說：“那我們現在來談我兒子的份額。我申請恢復監護人資格。從前取消掉是因為從前的事情，我現在已經完全戒乾淨五年以上了，你們不相信可以檢查，隨便怎麼檢查都行。”

　　  法官適時提議，說：“這場遺產糾紛和恢復監護人資格、撫養權變更的申請相互關聯，既然你提起來了，我們接下去是不是可以把幾個案子綜合在一起進行調解?”

　　  “這個我不同意的，”文濤卻又堅決反對，說，“合併了不是要讓林瓏也摻合進來了嗎?我跟她老早就離婚離掉了，我們文家析產繼承的事情跟她完全沒有關係的，她橫插一隻腳算什麼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