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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聯這一文學形式被官方正式肯定，當在朱元璋當了皇帝之後。朱元璋定都金陵，為了體現普天同慶的意思，除夕前，命公卿士庶人家門前均須加春聯一副，且親自微服出巡，挨家挨戶觀賞取樂。到他這時候，已經不像孟昶那樣，只顧著自己「納餘慶」，只在自家門前張掛佳詞聯句，而要大家跟著他一起來湊熱鬧了。而且，原先或畫或寫，用的是桃木板，到了這個時候，也終於改換成為紅紙了。自此，對聯便正式登堂入室，成為士大夫乃至民間百姓所喜愛的一種文學樣式，流傳至今。有關朱元璋和對聯的故事，《簪雲樓雜說》有這樣的記載：
春聯之設，自明孝陵方（始）也。時太祖都金陵，於除夕忽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太祖親微行出觀，以為笑樂。偶見一家無之，詢知為閹豕苗（即豬崽）者，尚未倩人（請人代寫）耳。太祖為大書曰：
雙手劈開生死路，
一刀割斷是非根。
投筆徑去。嗣太祖復出，不見張貼，因問故。答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燃香祝聖，為獻歲之瑞。太祖大喜，齎銀三十兩，俾遷業焉。
該書所記，流傳日久，真偽難辨。朱元璋當皇帝前，未曾讀過幾天書，定都南京後，倒是學了些東西。但其有過人智力，偶發靈感，誤打誤撞寫出這麼一副差強人意，略勝於順口溜的對聯也未可知。但自此對聯成為民間過年的一項重要習俗，卻是不容置疑。
3、對聯的前身（之一）
每一種文學樣式，其緣起都不會是憑空產生，一般而言，都須憑藉某種「範式」——這裡暫且借用一個哲學概念以表述筆者的意思——來作為自己孕生的母體，就像小說孕生於話本，宋詞孕生於唐詩，而元朝小令又孕生自宋詞……那麼孕生對聯的母體是什麼呢？有人說和宋詞一樣，它的前身是唐詩，的確有一定道理。
首先，對聯的起源和唐詩繁榮的時代非常接近。前面提到了，第一副春聯出自五代後蜀國君孟昶之手，其時離唐朝滅亡不過三、四十年。唐代乃中國詩歌史上一個偉大的高峰，那時的詩人如恆河沙數，不可勝記；僅留存至今的《全唐詩》收錄的詩歌就達48900餘首。從初唐、盛唐、中唐一直到晚唐的兩百多年間，湧現出一大批傑出的詩人，他們像天上的恆星一樣一直照耀著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度，如陳子昂、王勃、張九齡、孟浩然、王維、賈島、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賀、杜牧、李商隱以及溫庭筠等等，有些偉大詩人的詩歌作品甚至到了只要有水井的地方（也就是說，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人傳誦朗讀的程度，可見唐詩的覆蓋面和影響面非同一般。唐朝滅亡之後，國家陷於分裂之中，於是有五代十國的興起。朝代變了，那一度精力彌滿，弘強大氣的唐代詩歌精神也走向式微，但是，一種已經定型的文化樣式卻沒有隨著社會的改朝換代而發生變化，唐詩依然在原先的中國版圖之內，在五代十國這幾個走馬燈般新起的國家內流傳，並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漸隨著時代的演變而演化。《全唐詩》實際上收錄的不僅是唐代的詩歌，五代詩歌也包含在內，正說明了五代文學與唐代文學的密不可分的關係。孟昶那兩句於無意之中開創了新的文學樣式的對聯，可以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其次，對聯的形式受唐詩影響很深。唐朝是中國一個新的詩歌樣式——律詩完全成熟的時期。在唐朝之前，中國的詩歌也有著一定的格式，但畢竟不夠嚴密、不夠規範，無論是詩的長短、韻律和對仗等方面，都並沒有一個嚴格的規矩，詩人在寫作時，只是遵照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卻沒有一個統一不易的尺度。正是從唐詩開始，中國的詩歌進入了一個講究規則和法度的「格律」時代。唐朝的格律詩，一般而言分為四種：五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律詩、七言絕句。這四種形式的詩歌，不僅在字數、句數上有一定之規，還包括嚴謹的對仗和押韻，而對仗又包括詞性的對仗和音韻的平仄對仗。尤其是律詩，總共八句詩中，又分為兩兩相匹的四個聯句，曰首聯、頷聯、頸聯和尾聯。頷聯和頸聯的寫作要求最為嚴格，連一句之中哪幾個字用平聲、哪幾個字用仄聲都有明確的規定，如有的句子應「平起仄收」，有的則應「仄起平收」等等。唐詩的這些特徵，不僅影響到後世的詞、曲、小令的創作（後代詩歌史的研究者就有把詞、曲等等也稱作格律詩的），當然也影響到對聯的創作——對聯創作中必須恪守的「對仗」可以說直接來源於唐代的格律詩，如民間在對孩童進行對聯寫作的啟蒙時，就採用這樣的「口訣」，所謂「風對雨，夏對秋」等等，這類啟蒙，告訴孩子的是，對仗既包括詞性和詞義上的，同時也包括聲韻上的。如「風」和「雨」都是表示自然物像的名詞，而聲調上，「風」是平聲，「雨」是仄聲；「夏」和「秋」都是表示季節名稱的名詞，「夏」是仄聲，「秋」則是平聲……
對聯的寫作，雖然受唐代律詩影響很大，但也不能不看到，它實際上也受到唐以前各種詩歌形式的影響。最明顯的例證就是它的句式絕對不局限於五言和七言，而是從兩言到七言乃至多言的均有。並且，它通過組合詩歌的各種句式，甚至創造出多達百言的長聯，而百字長聯的迂迴曲折，搖曳多姿，竟能容納一首普通的詩歌所不可能包容的豐富的生活內容和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