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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國人拒絕了關閉電台的請求，理由是，咱們不能干涉新聞自由——後來有人指出真相，短波干涉電台，每小時要花8500美元，美國人大概不想花那個錢……
於是，在BBC可以拍出照片、傳出新聞的情況下，世界也了解這裡發生了什麼事，屠殺居然可以持續到三個月之久。
太多細節，不說了。
【三】
有一本書，叫《路西法效應》，論好人如何變成惡魔，或者說，一個普通人，距離殺人，到底有多遠。
最後得出結論：在一定的社會情境下，好人也會犯下暴行。這種人的性格的變化被他稱之為“路西法效應”——上帝最寵愛的天使路西法後來墮落成了第一位墮天使，被趕出天堂。
盧安達大屠殺中，有許多顛覆人性的認知。
比如，醫生本來是救死扶傷的，但醫生里，出了很多“傑出殺手”，在人權組織報導里，不管是男醫生、女醫生，還是內科、外科、兒科、婦科，都參與殺害了自己的圖西族同事、患者以及到醫院來尋求庇護的傷員和難民。
再比如，教師會告發學生，甚至親手殺死學生，一位胡圖族教師對記者說：“我本人就殺死過一些孩子……我們一年級曾經有80個孩子，最後只剩下了25個。”
有一個農民接受採訪，說：“我殺人是因為我被逼無奈。我不殺他們，我自己就會被殺掉。許多人死掉，就是由於不肯殺人……”
……
大屠殺事件平息之後，很多胡圖族兇手不承認自己殺了人，一口咬定當時是被魔鬼附身，說：不是我乾的，是附在我身上的魔鬼乾的。
自己都無法面對自己曾經做過的事。
【四】
之所以想寫這篇文，源於前面提到的一個人，加拿大將軍，達萊爾，是當時聯合國維和部隊司令。
契機是，在看關於盧安達的記錄片時，裡頭提到這位將軍——他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責之中，幾次試圖自殺，至今要靠藥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緒穩定。
覺得不可思議：這不是個年輕的小伙子啊，是個將軍，男人，老成持重，見過許多大世面，殘酷的事肯定也見了不少，又不是他殺的人，怎麼就“幾次試圖自殺”了呢。
有些情緒激動的鍵盤俠，大概要噴他聖母了。
於是翻了一下他在這一事件中的角色。
1）起初，達萊爾授命擔任聯合國駐盧安達維和部隊（又叫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簡稱聯盧）司令，要求給自己4500人，聯合國給他配了支2500多人的軍隊，訓練和裝備都低下，缺少後勤，甚至零用錢。
他自己回憶說：“我們需要訂購手電筒，經過長時間的拖延等待之後，手電筒終於到貨，卻沒有配電池……”
2）他不具備情報收集能力，雖然曾向總部提要求，但是答覆是：情報收集行動不符合維和政策。
3）但他還是很努力。1994年1月，胡圖族陣營有個軍官準備叛逃，他把計劃透露給達萊爾方面了。
我們來看看那個人透露了些什麼：
——胡圖族培訓了1700個人，這些人分為40個一組，每一組都“有能力在20分鐘內殺死1000個圖西人”，如今已經分散到首都基加利全城了，當“cutthetalltrees”的信號傳出，這些人會帶頭行動——也就是說，胡圖人培訓了“先導者”，因為大眾是容易跟隨和受煽動的，光聽廣播裡說，也許沒人敢動手，但如果已經有人帶頭進行了呢？
——胡圖人有殺害比利時維和人員的計劃，這樣的話，可以迫使比利時從聯盧退出，而比利時人是聯盧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點，願意提供地點並提供更多情報，要求是“聯合國幫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並提供保護”。
請注意，當時是1994年1月，距離真正的屠殺發生，至少還有3個月。
4）達萊爾歡欣鼓舞，馬上向聯合國打報告，請求先把武器收繳，結果大家也知道了，聯合國回覆說超出授權，不允許。
5）達萊爾又做了數次努力，反覆爭取，都被拒絕了。他手下的聯盧分散在基加利各處，相互之間被路障隔絕，十名比利時維和士兵被殺後，他尤其擔心其它士兵的安全，食品剩了不到兩周，有些營地的水只夠兩天的，燃料、彈藥、藥品都不足。
6）但是達萊爾還是堅持不撤離，他覺得，只要提供增援，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殺，他三度接到聯合國官員的指示，要求擬定撤離方案，他都拒絕執行，其中一次，甚至是加利（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打來的。
7）比利時撤軍之後，達萊爾幾乎是絕望的，因為聯盧實力大減，但他還是堅持在自己的營地保護著約3萬名平民。但緊接著，更絕望的事發生了，比利時走後十多天，安理會通過一項新決議，要求撤回大部分聯合國維和人員，僅留下一支270人組成的象徵性部隊。
……
從2500餘人，到走了比利時人，再到只剩270人，還是四處分散的，後勤不足，食品和水短缺，彈藥都所剩無幾，沒有增援，不能硬拼，畢竟已經死了十個士兵了，身為司令，也要對士兵的安全負責。
所以，整件事達萊爾應該負責任嗎？我覺得他已經很努力了，但偏偏屠殺結束，他是那個“幾次試圖自殺，至今要靠藥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緒穩定”的人。
想來想去，大概是因為，屠殺發生在他眼前，每一天持續著，現場刺激太恐怖，超過了他的忍受極限。
不想指責那些開會和做決議的政客太過冷漠，他們也有自己的考量，我想，如果把他們拉到現場，讓他們親眼看到發生了什麼，他們也會尖叫、痛哭、拼命阻止——但當他們遠在萬里之外，吹著空調，喝著咖啡，開著會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計較費用、利益、是否合算、誰出力更多、能不能少花點錢。
之前提過的那1700人，有部分是國外的軍官幫忙訓練的，一位親眼看到屠殺慘狀的法國軍官嚎啕大哭，不敢相信“自己親手調教的士兵居然犯下如此罪惡行徑”。
因為達萊爾，我又去查了一些相關的資料，注意到，有一位魏特琳女士，中國人可能很熟悉，南京大屠殺中，她曾經致力於保護中國難民，但很少有人知道後續：回國之後，她因為對人性的失望和精神極度抑鬱，開煤氣自殺身亡。
那些親手犯下累累罪行的人，好多還信口雌黃拒不認罪，這些善良的人，卻相繼失去生命和正常的生活，我覺得特別不公平。
【五】
所以想寫一個關於保護區的故事，但不想俗套地去歌頌、讚揚、描述他們怎麼努力、怎麼鬥智鬥勇。
我在想，如果有一個姑娘，在保護區時還很年輕，迫於種種壓力，犯下了自己不能釋懷的錯，那麼一切結束之後，她還會有勇氣繼續嗎、會彌補嗎，如何去彌補呢。
所以有了這篇文，四月間事。
其實算是給女主開了掛，很多她的前輩，比她年長、資深、更清白，像達萊爾、魏特琳，都過不了那道坎，希望用死亡來結束一切痛苦，她怎麼過呢？
有時候寫小說，會想當然，設置一方背負重重苦痛，遇到真愛的人，完成救贖。
但事實上，人生比小說複雜的多，不是所有救贖，都能用愛情解決，戰甲一直都在，有時候要靠自己穿上。
就好像盧安達事件最終有轉機，不是因為國際社會重拳出擊，而是圖西人的愛國陣線打了回來，胡圖族人覺得惶恐，害怕遭到報復，於是大規模逃往鄰國——“跨越邊界前，在路邊丟下成堆成堆的砍刀、匕首、長矛”。
即便岑今沒有遇到衛來，她也終究會讓事情水落石出、讓該報應的得報應。
衛來的出現，只不過是讓結局更好而已。
卡隆是弱化了許多的盧安達，沒有真實事件那麼絕望——死亡人數減到20萬左右，不少國際組織和志願者都留下來保護難民，建立了保護區，戰後上帝之手要求對戰犯追責，甚至可以有國家力量支持……
而前面說過，真實的盧安達，大量戰犯外逃，政府預測替死難者討回公道要200年，很多重要戰犯得到其它國家庇護，首當其衝的就是法國——盧安達大屠殺二十周年紀念的時候，也就是2014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都曾親自前去祭奠，但當時的盧安達，明確拒絕法國總統前來，還曾威脅要斷交。
所以文中的設置，熱雷米一案發生在法國，上帝之手宣稱對熱雷米被殺案負責之後，法國警局就不再追責。
故事有了梗概之後，自己也幾度猶豫。
一是，這主題是不是太政治和嚴肅了？畢竟我一個網絡作者，不想寫到坐牢。所以行文過程中，許多情節做了淡化，前期基本都是互動的日常，到文章的末尾，翻出過往，停在四月的最後一天。
二是，故事全部發生在很遠的地方，北歐也好，東非也好，除了男女主是華裔，配角全是外國人，再涉及時政，距離我們現實生活太原，題材一定是很多人都不感興趣的。記得故事剛開篇的時候，還有讀者嚎啕說媽呀連地名都記不住。
三是，自己試寫了一章，覺得文風變得好明顯，寫這樣的文，難免譯製腔，人物的說話風格，不可能像國內那樣隨意、俚語張口就來、有代入感。
四是，因為不是恐怖懸疑那種天馬行空式的構想，你寫的每一句話，都要有些根據，不能想什麼是什麼，就算卡隆這國家不存在，也得基本符合實際，而頭疼的是，文中寫到的這些國家，我都沒去過。
只好查資料，看了四十多集的紀錄片，翻了北歐各國的社會研究，非洲的獨立史。查看國家是否禁酒、人種的性情如何，國家間有沒有航線，販運人口的船是不是真的有可能經過這一海域，紅海的沙暴會持續多久，船在這樣的沙暴里是不是安全。
包括一些新聞報導、旅者見聞，確認埃高的性服務合法，前幾年窮的時候一次只要一美元，2013年左右好像漲到五美元多了，最後天狼星號獲釋，沙特人確實是從水上飛機空投贖金。
上述寫出來，不是想炫耀自己多努力做工作，而是想說，如果你覺得情節誇張，請不要先急著質疑。比如一美元一次，那不是我為了誇大胡謅的；比如紅海刮紅色沙塵暴，好像太扯了，但那是真的地理現象；再比如你覺得不可能有這樣的復仇者，但猶太人的復仇至今都在進行。
因為自己不是特別專業，在一些細節上可能有疏忽，感謝一些讀者的指正。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儘量使得文章紕漏可以最少，情節走向可以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