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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公社來有啥事呀？」我隨便問。
「屁事也沒！」他響亮地說，很輕鬆的神氣，老雖老了，說話仍是一派剛陽之氣，「我逛到鎮上來，到公社院子轉轉。誾！我才不受忙迫，辦誾啥事！我不打攪你了，你忙。我浪呀！逛呀！」說著就站起身要走了。
我送他出門，看著他從公路上搖搖晃晃走過去，拐進供銷社的大門，就折回身來，辦我要辦的事情去了。
當我再次從院子走過的時候，卻又看見了馬羅大叔的背影。他大約也發覺了我，竟然有點愴慌地從牆角消失了。我有點疑心，他大約不像他嘴說得那麼輕鬆，浪呀逛呀。我瞅瞅他走過的這一排房子，一間裡頭住著婦聯幹部，一間裡頭住著共青團專干，都是與他不會發生什麼聯繫的部門。另一間屋子住著民政幹部老喬，我意識到一點什麼，就走了進去。
「剛才是不是有個老漢到這兒來過？」
「馬羅兒，你們村子的五保老漢，剛走。」老喬說，「老漢領貧寒救濟款來了。」
「給老漢救濟了多少錢？」我問。
「嗨！現在還談不上補多補少的問題。」老喬說，「隊裡不給馬羅老漢蓋章，說他……」
我雖然分管民政工作，冬季貧寒救濟的具體事項卻是由老喬辦理，我不太過多干預。老喬是位老同志，人又公正，完全可以放心他做好這件極容易鬧矛盾的工作。現在，面對馬羅大叔的救濟問題，我卻忍不住甩出點子來了：「該給老漢救濟多少，你定個數兒，隊裡不蓋章拉倒，我簽字負責！」
「咱們有些村子的幹部……真不像話。」老喬也因此而發牢騷，「馬羅老漢剛才來給我說，去年的貧寒救濟款和物資，全由幹部悄悄地私分了。當然，咱們工作上也有漏洞，馬羅說他不為要錢，為鬧事！老漢大喊大叫，說他要把這事鬧得全村都知道，還要尋縣委反映。他說他才不在乎那幾個錢，十來二十塊地也發不了家……」
「這樣的……原來是這樣的。」我說，「剛才他和我見過了，可是一句未提……只說是浪哩逛哩！」
「這老漢倔得很。」老喬說，「我給他說，讓他找你反映反映，他可直搖頭，我還當是他和你不合卯竅哩……」
我沒有再說話，走出老喬的辦公室。馬羅大叔對我隻字未提，甚至有意躲避著我，本能地使我記起他說過的「不求回報」的話，自己也不知是一種什麼滋味在心頭了。
我還是堅持我甩出的點子，讓老喬給馬羅大叔送去了救濟款和棉布棉花。老喬回來時，詳細敘述了經過，他做得更嚴密，把棉布棉花直接交給婦女隊長，讓她給老漢fèng制棉衣棉褲。我初聽時很欣慰，稍一思忖，又不禁慌然，這難道是合他本意的麼？
一孔窯洞中間，停放著馬羅大叔的棺柩。今日午時已經入殮蓋棺，我再也看不見那寬大的蒜頭鼻子了，以及那兩條深刻在臉頰上的大動脈似的皺紋。窯里和窯院的一切空間，全被男女老少圍塞滿了，門口仍然湧進一溜連串前來送紙的鄉親。他們在靈桌前放下麻紙，點燃一炷紫香，插進用瓷缸代用的香爐，鞠一鞠躬，就參加到人堆里說閒話去了。
我在靈桌前站住，放下紙，從香筒里抽出一支香，在蠟燭上點燃，插進香枝已經十分稠密的香爐，照著所有莊稼人的規矩，抱住雙拳，舉齊額頭，向馬羅大叔鞠一鞠躬。當我深深地彎下腰，虔誠地低下頭去的時候，一個鏡頭閃現在腦際了——
在一座十分雅致的高層大樓上，我應邀參加一個規模不小的宴會，來自南方北方的新朋老友，杯盤交盞，詞懇意切。我亦興之所至，敞懷痛飲，酒過數巡，我的腦子裡突然閃出馬羅大叔一把甩到我懷裡的那個燒烤成黑色的包穀棒子來！細一瞅幻覺消失了，桌上是狼藉的雞骨魚翅，桌下是軟茸茸的紅地毯，哪有什麼鬼包穀棒子的蹤跡……我可沒有醉！
紫香焚燒的青煙，在靈堂上飄繞，空氣里有一縷幽微的香味。我停立在靈桌前，腦子裡又變得一片空白了，直到我被誰擁撞了一下，才發覺後面已經擁著一堆等候進香的男女，我立即讓開位置。
她——馬羅大叔的阿克西尼亞——站在靈桌前頭了。她點燃一支香，插進香爐的時候，手指抖著，竟然兩次把香弄斷了。她的表面倒裝得沉靜，跪下去，磕了頭，站起來的時候，我看見了她眼角滲出的淚痕。
所有老年女人們都表現出過分的熱情，招呼她喝水，沒有譏誚和輕薄的意思，她倒有點忸怩了。
我很快弄清，這場喪禮葬儀是由幾位熱心人組織的。土地下戶以後，馬羅沒有心思撫養莊稼，在一畝多責任田裡全部種上了樹苗，還沒來得及賣掉，自己卻死了。他仍然被村民們推舉為護田人，統一看守各家各戶的莊稼，按照田畝分攤給他一定的報酬。剛進臘月，本年的酬金還沒領，他卻死了。於是，村民們就形成一條動議，把他看守莊稼的酬金按戶收齊——甭虧了馬羅！再把樹苗折價，由隊裡暫且墊付。把這兩筆款子合起，籌辦馬羅的喪葬大事。
「八掛五」的樂人班子（十三人）已經在窯院裡唱起《祭靈》，公社電影放映隊的放映員正在打麥場上掛銀幕，滿村巷裡都洋溢著歡悅的浪花。馬羅生時寂寞，死時卻熱鬧，能得到這種死而無怨的結局，也不容易哩！
我坐在鄉親們中間，抽菸，喝茶，聽大伙兒高聲說笑，看眾人跑前跑後地忙呼的身影，心裡卻不時閃出那個甩到我懷裡來的燒熟的包穀棒子，那是怎樣美好的一頓野炊晚餐……
1984.10糙改於西安東郊 鬼秧子是我一個遠門堂叔的綽號，他的注入戶籍卡的名字，是一個單字：樂。村里人提起他來，總是忘不了在名字前冠以鬼秧子的綽號，就喚作鬼秧子樂了。這種囉嗦的稱呼本來並不符合莊稼人說話喜歡簡便的習慣，可是仍然喜歡這樣叫，時日長了，似乎說來順口，聽來也順耳。
單從這個綽號的字面上直觀，就可以肯定他不屬於高大完美的人物了。一個鬼字，就使人生出許多聯想來。不過，在鬼秧子這個鬼字里，主要含蘊著詭的意味，大致概括了我的堂叔處事和為人的一貫特點，不那麼豁達慡直，也不像一般莊稼人那麼憨厚實誠；舉凡大事小事，家事和外事，與人交手，總顯出一副詭的樣子；實話少，空話多，絕不會顯山露水；有人概括說，鬼秧子樂要是說他去西京，實際準是去了東京，你要是按他說的到西京去找他，準會撲空上當了。
許是自幼受到這種民間輿論的蠱惑，我對堂叔自覺保持著一定距離，一種警惕和戒備；甚至看見他瘦小的身影，輕快的腳步，比一般莊稼人靈活的手勢，也無不產生一種詭秘的印象；至於他那奔突的前額，深藏在眉棱下的那兩隻細小而靈活的眼珠，就更集中地蘊藏著深不可測的詭秘的氣象了。莊稼人對於過於精明，精明到詭秘程度的人，就大大減低了信賴的心理依據，自然地表現出敬（卑？）而遠之的保留態度了。我雖不敢卑視我的長輩，卻也不敢與他過往太密。
星期六回到家中，已是上燈時分，一進門便看見鬼秧子樂叔坐在堂屋的桌旁，正和母親扯著閒話。他平時極少到我家來串門，於是就想到他是有意在等候我，大約要說什麼話，或者要辦什麼事。因為他和母親的閒聊，完全是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氣，明顯是在消磨時光。
「你咋瘦成這個樣子了？」他驚嘆地說，似乎不是上一周日剛剛和我見過面，倒像是十年八年未曾見過似的，「嘿呀！我說公家幹部這碗飯也真是不好吃！不要看不背不挑，勞心傷腦哩！勞心的事比勞力的事更叫人受不得。你看看勞心勞神瘦成啥樣了……」
我自知其實並沒有明顯的變化，百二十斤的體重也沒有減少，不過聽了鬼秧子樂叔的話，似乎總比聽到誰說「你肥了」要更熨帖些。
「聽人說，縣城的街道里，有小販兒擺攤兒了，油糕桌子、涼粉案子都擺出來了。」鬼秧子樂叔說，完全是一種與己無關的閒談的口氣，「政府也不干涉？」
「不。」我說，「政策允許了。」
「政策怎能允許私人開鋪面，做生意？」鬼秧子樂叔不解地說，「共產黨怕是睡迷糊了？」
「正好相反。」我自作聰明地解釋說，「中央從幾十年的失誤中總結教訓，清醒過來了，對農民不能卡得太死。」
他的一雙眼睛勾得很低，並不看我，只是盯著自己手裡那隻油膩的黑色羊皮煙包，悠悠地挖著。憑直覺，我覺察出他很專注地聽著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卻擺出並不在意的架式，甚至連盯也不盯我一眼。
「你不是有炸油糕的手藝麼？」母親插嘴說，「幾十年沒派著用場，現時用得上了。」母親說著，又問我，「你記得不？你樂叔跟你二爺（樂叔的父親）在五里鎮擺油糕桌子那陣兒，紅火得很哩！一街兩行七八家油糕桌子。就數你樂叔家的生意好。你樂叔炸出的油糕，黃亮、蘇脆，咬在嘴裡一包糖，而今吃不上那樣好的油糕了。」
我隱約有一點記憶。五里鎮街心的水渠邊，撐開一座篷帳，一張四方桌子周圍，擺著四條長板凳，坐著或站著吃油糕的莊稼漢男女。那位已經去世的二爺在滿面笑容地招呼顧客，而正當年輕的樂叔，站在翻滾著油浪的炸鍋前，兩隻手靈巧地捏著麵團兒，把一個個扁圓的油糕貼著鍋幫溜進油鍋里，立時冒起一團兒油浪。炸熟的油糕漂浮在油麵上，樂叔用筷子夾出來，架在鐵絲網架上……我曾經饞涎欲滴地在那油鍋前踅磨過，怎能完全忘記呢！
「哈！那當然，咱們那油糕用的啥佐料嘛！黑白糖摻半，青紅絲，核桃仁，桔餅，吃來啥口味？」鬼秧子樂叔自豪地感嘆起來，「而今國營食堂里賣的那油糕，只包一撮黑糖。前年我到西安，在東大街一家甜食店買了倆油糕，全是干殼子！皮子硬得像皮帶，咬都咬不動。我算是把一兩糧票一毛二分錢白撂咧……」
「你而今要是在五里鎮擺開炸鍋，保准紅火。」母親說，「老人們還都記得的。」
「不！咱可不能再干那號營生了！」鬼秧子樂叔慨然說絕，「投機倒把那營生，咱絕對不能幹。」
「那不能說成是投機倒把……」我說。
「縱然不叫投機倒把，也不是正經路嘛！」鬼秧子樂大叔擺出一副慨然的面孔，「黨教育咱幾十年，要共同富裕嘛！咱咋能圖自個先……」
看著他激昂慷慨的面孔，聽著他的冠冕堂皇的話，我的心裡立即反she出與此完全相反的意思來。他的聲東擊西的慣用手法，無法對熟悉他的人隱藏他的真實目的，無非是套出我對此事的看法罷了。
「這些人哪！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性兒。上頭的手剛鬆開個fèng兒，就混撲瞎飛！」鬼秧子樂叔嘲笑說，「哼！到時候……等著挨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