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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車上湊合著點著一支煙，一隻手扶把，一隻手抽菸，並把車速放慢了一些，以便在腦子裡思索一些事。
我當然首先想起了剛才我和小芳的會面。
是的，可愛的小鳥！她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沒有一點精神準備。她仍然在做著她的那些沙漠的夢。
當然，她是無可指責的。在不遠的以前，我不是也和她一樣堅持要到那個荒涼的地方去嗎？我承認，從精神上業說，這種追求永遠具有崇高的性質。凡是崇高的東西，都會引起人一種敬畏的情感，以致在背叛它的時候，使你自己都能感覺到一種靈魂的顫慄。我腦子裡莫名其妙地冒出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這使我心裡極不愉快。
但我也有為自己辯解的理由：我留在這城市，並不是幹壞事。我在這裡也許要比在沙漠裡更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這同時不也就對社會的貢獻更大嗎？再說，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聰敏才智，也是現代我們國家所提倡的政策。這有什麼可以稱之為卑下呢？我在內心已經不知這樣為自己辯解了多少次。當然，我也承認，城市優裕的生活條件也是一個重要的吸引力。但人們活著，不是應該生活得更好一些嗎？世界上有誰反對這一點呢？我現在感到驚訝的是，我怎麼能一下子就改變得這樣快呢？我又感到驚訝的是，小芳怎麼能這麼長時間一點也沒有改變呢？我相信她也會改變的。只要留下來，城市生活的巨浪會慢慢沖刷掉她思想中那些沉積已久的沙丘——這句話簡直是一行絕妙的詩！已經到省委家屬院的大門口了。我把自行車在對面馬路上的存車處存好，就向那個已經進去過幾回的非凡的大門口走去。站崗的軍人立刻用警惕的目光盯住了我。我雖然跟岳志明來過幾回，但軍人不會記住我。我的腳步有些慌亂，心怦怦直跳，幾乎像一個作案的歹徒一樣。
「幹什麼？」軍人威嚴地喝問了一聲，就向我走來。
我站住了。哨兵走到我面前，再一次問：「幹什麼？」
我回答：「我找一下岳志明同志。」
「有證件嗎？」我趕忙在口袋裡摸學生證。糟糕！學生證丟在宿舍里了。我只好說：「忘記帶了。我是省師範大學的，岳志明的同學。」
「你叫什麼名字？」「薛峰。」「你先等一下。」軍人說完便向哨樓走去。
我聽見哨樓里傳來撥自動電話的聲音，接著便聽見軍人說：「喂，岳部長嗎？……噢，志明，有個你的同學說他叫薛峰，現在在大門口。讓進來吧？噢。」
軍人出來，給我打了個讓進去的手勢，然後又筆挺地站在了原來的位置上。我趕忙往裡面走去。進大門不遠，我就看見岳志明穿著拖鞋，懶懶散散地走出來迎接我。我們一同走進了他們家的會客廳。
保姆給我們端過來兩杯飲料。我一看，杯子裡黑糊糊的，不知是何物。志明說：「你喝咖啡。這很不錯，巴西的，速溶，不用煮。」
噢，這是咖啡。我以前只在外國小說里不斷看過喝咖啡。我今天也喝了這種高貴的飲料。不過，我喝不慣，覺得有一種奇怪的苦味。不一會，聽見門口有汽車停住的聲音。這大概是志明他父親回來了。是的，果真是岳部長。當他走進客廳里，志明馬上給他介紹了我。志明父親是個和藹的老頭，一聽說是兒子的同學，便熱情地和我握手，問我是哪裡人，父母親是幹什麼的等等。我非常抱歉地回答他的問話。我還從來沒有和這麼大的官交談過，因此說話都有些結巴了。
組織部長索性坐在了客廳的沙發上，和我拉起了家常。他說我們家鄉是老區，他解放戰爭就在那些地方打過仗，並且說出了我們那一帶許多地方的名字。這一切使我心裡深受感動。志明又告訴父親，我就是和他合寫作品的那個人。老頭更高興了，並且從剛才放在旁邊的公文包里拿出那了張省報，說：「你們的詩寫得很不錯嘛！志明基礎差，你要好好幫助他。文革中我和他媽關了牛棚，他沒人管，耽擱了。他哥哥就好一些，去年考上了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
老頭看來很愛他的這個小兒子，甚至像對待同志一樣稱他「志明」，而不呼小名。他看來對兒子能發表作品感到由衷的高興。在這個好老頭面前，我剎那間湧上了一種羞愧感。我同時也為志明感到羞愧。我知道老頭並不真正了解他的兒子。是的，他愛他，但並不了解他。而更令我難受的是，志明竟然能毫不害臊地瞞哄他父親，以致使這位組織部長竟然相信自己的兒子真能寫出什麼作品來。他可能是一個明察秋毫的組織部長，但也許是一個糊裡糊塗的父親。
他父親要休息，志明便把我帶到他的宿舍。
他的宿舍並不和他家的房子套在一起，而是在另外的一排的一個單間。這個房子的布置也是另外一套。新式的沙發床，小酒櫃，十四英寸彩色電視機和一個四喇叭的錄音機。牆上貼著電影演員劉曉慶和陳沖的大幅彩色照片。
我們開始商量小說提綱。
原來我們準備寫一篇反映大學生生活的小說。但志明說，他聽了一個故事很不錯，可以說是現成的小說。「什麼故事？」我問他。
他說：「我聽的是社會上傳說的一個笑話。噢，是這樣的：某年某月，在某一列客車上，兩個彼此都陌生的男人和一個陌生的女人坐在同一節車廂的同一張椅子上。那個女人正好坐在兩個男人中間。結果，這兩個男人都看上了這個女人。臨下火車前，這兩個男人都把自己地址寫好——當然都還寫了一些熱烈的求愛話，把這個女人從頭到腳讚美了一番。他們把紙條偷偷地往那個女人的口袋裡塞去。結果兩個人由於慌亂，把紙條分別塞在了對方的口袋裡。以後，這兩個男人就在兩地互相通信，熱烈地談起了戀愛。談到一定的時候，兩個人都想很快和對方相會。他們於是就有信中約定，某月某日某時在某車站某個地方見面。結果一見才發現對方是男的。這兩個男人就互相臭罵了一通，然後又各自在心裡臭罵了自己一通，就各回各家去了……你看這妙不妙？純粹是一個契訶夫式的短篇！」他叫道。
我聽後忍不住皺皺眉，說：「我好像看見一個雜誌上已經發表過一篇小說，就是這個故事。」
「是嗎？太遺憾了！這麼好個題材叫別人搶走了！」他喪氣地說。我說：「咱還是按咱原來說的構思。」
志明說：「我今天腦子有點亂，咱改天再說吧……哎，你不是說你有個女朋友在林業學院想留校嗎？咱乾脆現在找我媽去。這事宜早不宜遲！你到《北方》去的事我已經給我媽說了。本來你兩口子的事當時可以一塊說，但我媽對這些事已經煩透頂了，只好先把你的說了……咱現在去呢！」
我很高興志明的提議。我正是為此事而來。正是為了我和小芳的前途，我才耐著心和我的這個淺薄的朋友胡扯了這麼許多。我們於是一同騎著自行車去省教育局。
到了教育局大門口，我要下車，志明說別麻煩了，下來還要登記，闖進去就行了。
我們剛進了大門口，就被門房老頭在後面喝住了。他有點惱怒地喊：「年輕人連個規矩都不懂！怎麼一闖就進去了？你們找誰？」我們尷尬地下了車，志明說：「我找我媽！」
老頭氣呼呼問：「你媽是誰？」
「高建芳！」「不管找誰都要登記！」老頭不客氣地說。
我們只好又退回去在門房登記完，才被允許進了院內的辦公大樓。志明母親是個大個子女人，頭髮已經有些花白，穿著一身普通的幹部服，看起來是一個很有魄力的領導。
當志明把我介紹給她時，她從椅子上欠起身和我握了握手。那手是生硬的，帶著一種勉強，就像握住的是一個掃帚把。大概找她的人太多了，正如志明所說的：「煩透頂了。」
志明給他母親說明了來意。我在志明說話的過程中，又及時作了一些必要的補充。
分配辦主任眼睛厭煩地瞪著志明，聽他說完。
她然後轉向我，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態度平靜地說：「類似的要求很多。大學生分配中誰去哪裡，除個別特殊情況以外，權限都在各院校。我們沒有權力直接干涉各院校的分配，因此我很難幫助你……」
我腦子「嗡」地響了一聲：這下全完了！
我看了看志明，他若無其事坐在那裡翻一本《中國婦女》雜誌。我低下頭，坐在那裡窘迫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像專門被傳來受審的犯人一樣。我在心裡抱怨志明：既然是這樣，他為什麼要把我帶來見這位鐵面無私的法官呢?
那位法官又繼續宣判道：「我這裡不能搞這些不正之風。全省幾十萬大學生，如果這樣一搞，豈不亂了套？再說，就是可以照顧個別人，但這傳出去也會影響許多人的分配，到時不是給報紙寫信揭發，就是到省紀委去告狀，甚至結夥來我們這裡鬧……」我還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腦門子上已經冒出了汗水。我真想一擰身就走。這時候，我聽見志明說：「媽，算了別說這些話了，都快下班了，我們還要回學校去……」
我聽見這話，趕快站起來準備走。
志明母親卻拿起筆，從桌子上翻開一個筆記本，問我：「你的女朋友是哪個大學的？學什麼專業？叫什麼名字？」
希望之光一瞬間便像閃電一般照亮了我的眼睛。我趕忙一一回答了她的提問。我看見她把這些都寫在了那個筆記本上。我她不容易才逃出了這個折磨人的地方。
路上，我對志明說：「根據你母親的態度，我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志明卻大笑了，說：「我媽那些話已在她心中錄成了磁帶，對來的任何人都要放一遍的。可憐的人！你竟然被這位牧師神聖的布道詞快嚇昏了！你放心，她該辦的事會辦，否則她為什麼要記在筆記本上？」
我腦子裡又「嗡」地一聲，幾乎把自行車都騎到了人行道上……生活啊，你又給我上了一堂課！ 我怎麼也想不到，生活一下子發生了這麼些變化——或者說，我的薛峰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這變化無疑直接影響到了我。我怎麼辦？如果在我們小時候，要是薛峰堅持要幹什麼事，我就是心裡不情願，也會毫不猶豫跟著他去乾的。可是現在不行。我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我二十三歲，並且即獎大學畢業。更何況，這是一些多麼重大的事，能隨隨便便附和他嗎？我想，一個人在這麼大的年齡還缺乏主見，還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那說不定一生都要成為一個可憐蟲。
我不能同意薛峰的意見留在這個城市，並不是我對這城市抱有成見。不，在學習、生活以至其它許多方面，這裡的條件無疑要好得多。我堅持要去的那個地方是無法和這裡比較的。我之所以堅持要去北方的沙漠，不僅僅是那裡更需要我所學的專業知識，同時也是我自己的生活觀點所決定的。我內心強烈要求我這樣做。說句笑話，如果我已經是個老太婆，說不定我會願意留在這裡過一種較為舒適的生活。我現在正年輕，我願意自己的青春在一種激盪的生活中度過；我願意過一種充滿創造樂趣、更為純潔的生活。我知道為此要付出一些代價，要犧牲許多世俗的享樂。這一切對於在這個城市生活慣了的某些青年也許是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