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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談談「流行」和「不流行」的作品的優劣。

    這牽涉到對「流行」這詞的理解。「流行」的含義是被時尚肯定,受人歡迎的。排除了文學的其它體裁,流行的小說就是被人普遍接受、對同時代起影響作用的小說。舉個例子,譬如「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這是八五年之前的流行模式,八六年以後的中國文學起了一種質的變化,一批極具作家私人個性的作品登上文學主峰,它們同樣在短時間內獲得了流行效果。這就像賽馬中彩後,馬和馭手都具有流行的意義。在文學界,這樣的馬有《棋王》、《遍地風流》,《你別無選擇》、《透明的紅蘿蔔》等、這樣的馭手有阿城、劉索拉、莫言等。無疑,他們首先是優秀的,然後才是突然在瞬間爆發的。他們這些作品因流行而奠定了地位,也影響了大批文學作品風格。

    所謂「不流行」,當然有兩種含義,一種不流行是作品本身低劣的原因,它無法流行。另外一種,我想就是那些不流行的好作家了,不流行的好作家一般不易受人注意,一旦受到注意並被推崇後他們往往仍然不流行,原因很複雜,似乎他們不具大眾性,不具可摹仿性,他們的個性色彩深藏於作品中,不易攝取,因而產生了另外的效果,不是流行,而是間離,通過間離達到吸引目的。這樣的作家也可找出些例子,譬如湖南的殘雪,江蘇的葉兆言。  

    「流行」與「不流行」之間沒有優劣,它們同樣是產生好作品的土壤。

    5.談談創作障礙問題,你怎樣對待?

    每個人在小說創作過程中都會遇到這個問題。障礙來自各個方面,包括政治方面的,包括他人的,最重要的恐怕還是來自自身的障礙。

    一個作家在成功的同時也就潛藏著種種危險。成功往往是依靠作家的藝術個性和風格,但是所謂個性和風格很容易成為美麗的泥沼,使作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一個作家的成功總是貼上某種新鮮的標誌,隨著時間流逝,這種標誌會褪色,失去新鮮的意義。喜新厭舊的讀者往往會產生厭煩心理,而作家不甘心輕易甩掉自己的風格模式(事實上也不太容易甩掉或者突破),許多作家都是停留在原地繼續築案的,就像鳥不肯飛離老窠,以一種固守的心態順應文學潮流。這種自我膠滯狀態常常導致寫作障礙。避免和消除障礙的一個辦法是無所留戀,把自己打碎,重新塑造,一切都從頭做起,這很不容易,需要極大的勇氣。

    障礙來自枯萎的心態。如果我使我的每個故事都不同以往,每句語言都異常新鮮,每種形式一候成立又將其拆散,那麼我的創作會多麼富有活力,可惜的是這實在太不容易了。

    障礙是什麼?是作家自己給自己套上的小鼓,穿著擠腳,扔了可惜,扔了要是攏不到鞋怎麼辦?這是一種普遍的憂慮。  

    6.你認為性格是怎樣形成的?

    成功的作品總是帶有強烈的個性風格的,透過作品可以窺視作家的整個意識領域,當作家把他的作品處創打上代表個人的特殊印記時,個性就從中凸現了,風格也就綽約可人了。好的作家往往懷有對傳統和規範的逆反心理,在作品中對此採取一種強制性的破壞手段,通過文字的暴力奪取自身價值。刻意求新永遠是有效的進攻和自衛的武器。

    許多作家的個性風格究其實質是個人情結的藝術張揚,它們通常都是反常的,有違人倫的,個人情結有時成為創作的潛機,而且具有強盛的暴發力,這一點體現在許多國內外名家身上,不便細說,可以自己去體會、或者說,你可以自由地去窺視。

    7.你心中至高至上的藝術境界是什麼樣的?你認為你自己的小說有沒有魅力?

    我個人的毛病,總是沉緬於過去生活的枝枝節節,對未來卻缺乏盤算。藝術境界是一種光,若有若無,可明可暗的。我希望達到的境界含有許多層次,我希望自然、單純、寧靜、悠遠,我又希望豐富、複雜、多變。它們有一點是共通的,那就是必須是純粹的藝術的。

    我讀到一些優秀作品,它們就有那種我所嚮往的「光」,譬如卡弗的一些短篇,《馬轡頭》,《簡單之至》,譬如塞林格的《獻給艾絲美》,譬如巴思的《迷失在開心館中》等等。我真正喜歡的往往是這樣優秀的短篇。它們對於我是一種永遠的誘惑和動力。說到魅力,這是個讓人羞澀的問題。某種程度上,魅力是權術詭計的演變。我從來不玩權術,我認為我的作品沒有多大的魅力,但是我不否認在創作上有時耍些小詭計,所以也不能否認魅力也許存在。對於這一點最好心中無數,否則容易矯揉造作、搔首弄姿。魅力是別人眼裡的虛幻物,而小說是實在的,它需要你一字一字地創作,不得矯飾,不得盲動。  

    8.你怎樣看待先鋒小說和先鋒作家?

    吳亮對此已作了嚴密而正直的分析闡述,特別喜歡其中的一個標題,《真正的先鋒一如既往》。

    所謂先鋒派文學是相對的,在所有的文化範疇中,總有一種比較激進帶有反抗背叛性質的文化,它們或者處於上升階段,或者瞬間使已逝去、肯定有一種積極意義。「先鋒」們具有冒險精神,在文學的廣場上,敲打殘磚余壁,破壞或創造,以此推動文學的發展。

    中國當代的先鋒只是相對於中國文學而言,他們的作品形似外國作家作品,實際上是在另外的軌道上緩緩運行。也許註定是無法超越世界的。所以我覺得他們悲壯而英勇,帶有神聖的殉道色彩。對於他們,嘲笑是無知的表現,冷漠是殘忍的表現。我希望人們善良,起碼應該有一種保護嬰孩的正常心理。

    真正的先鋒對自己的位置和價值應該有清醒的認識,他們應該有聖徒的品格和精神。所以,真正的先鋒永遠是一如既往的。 一《少年血》自序

    包括剛剛脫稿的《游泳池》等三個短篇,這本集子的創作時間橫亘八年之久,是我多年來對短篇的迷戀和努力的心血結晶,對於我個人來說,我將特別珍視這本集子。

    編輯順序與創作時間恰恰相反,第一輯中的一個小中篇和八個短篇是一年來的近作,第二輯收的作品大約都寫於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0年這段時間,第三輯則是從一九八八年前的作品堆里挑選出來的。  

    《桑園留念》寫於一九八四年十月,那時候剛從學校中業來到南京工作,認識了幾個志同道台的文學朋友,寫這個短篇的目的似乎是為了扭轉他們對我以前習作的不良印象。我把《桑》的原稿從一個朋友家的門fèng里塞進去,我成功了,看過《桑》的朋友們都表示了對它的喜歡,自此我對小說創作信心陡增,但是《桑園留念》是在全國各家雜誌輾轉三年後才在《北京文學》上正式發表的。

    我之所以經常談及《桑園留念》,並非因為它令人滿意,只是由於它在我的創作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意義,重讀這篇舊作似有美好的懷舊之感,想起在單身宿舍里挑燈夜戰,激情澎湃,蚊蟲叮咬,飢腸轆轆。更重要的是我後來的短篇創作的脈絡從中初見端倪,一條狹窄的南方老街(後來我定名為香椿樹街),一群處於青春發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臨於黑暗街頭的血腥氣味,一些在潮濕的空氣中發芽潰爛的年輕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靈魂。從《桑園留念》開始,我記錄了他們的故事以及他們搖晃不定的生存狀態,如此創作使我律律有味並且心滿意足。

    我從小生長在類似「香椿樹街」的一條街道上,我知道少年血是粘稠而富有文學意味的,我知道少年血在混亂無序的年月里如何流淌,凡是流淌的事物必有它的軌跡。在這本集於中我試圖記錄了這種軌跡。  

    《少年血》中還出現了香椿樹街的另一類故事,比如《木殼收音機》和《一個禮拜天的早晨》,還有幾篇以鄉村少年為人物的短篇小說,《狂奔》、《稻糙人》等等,或許可以視其為一棵樹上的幾根技校?或許這些技極比樹幹更加動人一些?或許這些校極是我今後的短篇創作的新的意向?

    我不能確定以後是否會繼續沉溺在《少年血》的故事中,也無能判斷《少年血》的真正的價值,但這本書無疑特是我的自珍自愛之作。

    對於創作者來說,自珍自愛尤其重要。

    二《世界兩測》自序

    我給這本書定下的書名有點抽象,但也可以顧名思義,它觸及了這個世界的兩側。

    一側是城市,一側是鄉村,這是一種對世界的片面和簡單的排列方法。

    先說說有關鄉村的部分。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其中大部分故事都以楓楊樹作為背景地名,似乎刻意對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塌潔」縣東施效顰。在這些作品中我虛擬了一個叫楓楊樹的鄉村,許多朋友認為這是一種「懷鄉」和「還鄉」情緒的流露。楓楊樹鄉村也許有我祖輩居住地的影子,但對於我那是飄浮不定的難以再現的影子。我用我的方法拾起已成碎片的歷史fèng補綴合,這是一種很好的小說創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觸摸了祖先和故鄉的脈搏,我看見自己的來處,也將看見自己的歸宿。正如於些評論所說,創作這些小說是我的一次精神的「還鄉」。  

    《一三九四年的逃亡》是我生平第一個中篇小說,寫於一九八六年秋冬之際。現在讀來有諸多不滿之處,但它對於我也有一份特殊的意義。

    現在說說世界的另一例,這些有關城市生活的小說。《燒傷》等三個短篇是九二年的新作,《平靜如水》等四個中篇寫於八七或八八年。這是一些關於青春期、孤獨、迷憫、愛情、失落、尋找的半流行小說。之所以自調為「半流行」,是因為這些作品都有著上述流行面通俗的故事線索和內核,也正是這些作品為我獲取了最初的較廣泛的讀者。

    我真實的個人生活的影子飄蕩在這些城市青年中,亦真亦幻,透過它我作了一些個人生活的記錄,有關青春和夢想,有關迷憫和尋找,有關我自己、我的朋友和在城市街道擦肩而過的陌生青年。

    我把這兩類作品收進《世界兩側》中,就像一個花匠把兩種不同的植物栽在一個園子裡,希望它們看上去和諧而豐富。

    人們生活在世界的兩側,城市或者鄉村,說到我自己,我的血脈在鄉村這一側,我的身體卻在城市那一側。

    三《婚姻即景》自序

    這本書收有我的那些中篇「代表作」,「代表作」當然是指被輿論和廣泛的讀者所關注的作品,換句話說它們是我小說中末受冷落的一批。

    先說說《妻妻成群》,如今因被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而廣為人知。這個結果我未曾預料到。當初寫《妻》的原始動機是為了尋找變化,寫一個古典的純粹的中國味道的小說,以此考驗一下自己的創作能量和功力。我選擇了一個在中國文學史上屢見不鮮的題材,一個封建家庭里的姨太太們的悲劇故事,這個故事的成功也許得益於從《紅樓夢》、《金瓶梅》到《家》、《春》、《秋》的文學營養。而我的創造也許只在於一種完全虛構的創作方式,我沒見過妻妄成群的封建家庭,我不認識頌蓮梅珊或者陳佐千,我有的只是」白紙上好畫畫「的信心和描繪舊時代的古怪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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