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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藝謀的勸說和催促下，葛優答應了與鞏俐一起前往坎城電影節。
「要不讓曉玲和我一起去得了，我不懂外語，曉玲還能給我當個翻譯，算是我雇的人。」葛優提議道。
「多個人製片方那邊不好交代，人家肯定給你請了翻譯，就別麻煩了。」林子軒拒絕道。
葛優如果帶著林曉玲，《活著》的製片方就要多出機票和食宿的錢，對他們來說雖然不多，卻容易造成誤會，以為葛優耍大牌什麼的。
這時候，演員還不時興帶助理，尤其是葛優，是個講究人。
什麼是講究，該拿的就拿著，不該拿的絕不沾手，自個管好自個的事，不給人添麻煩。
林子軒同樣如此，他寧願自己掏錢讓妹妹去坎城，也不願讓《活著》的製片方誤會葛優。
「那行吧，我在坎城估計也沒事，那個紀錄片要真獲獎了我就去領，好容易出趟國，總要拿回個獎盃不是。」葛優玩笑道。
「尤哥，你還是先琢磨個最佳男主角的獲獎感言吧，別到時候沒準備了慌張。」林子軒提醒道，「我覺得挺有希望的。」
「人外國那麼多好演員呢，我肯定沒戲，就是去湊個數。」葛優心態平和地說道。
由於不是科班出身，沒學過正規的表演技巧，葛優一直對自己的演技不太自信。
相對於《活著》在演藝圈造成的風波，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還在苦苦掙扎之中。
過年後，姜文借了一些錢，文雋從香港匯過來一部分，總算是把片子拍完了，正在進行後期製作，片子拍到現在，總不能半途而廢。
大家再努力一把，把片子弄完，也算是了卻了一樁心事。
林子軒正在和京城電影製片廠合作拍攝《甲方乙方》。
在韓三平的大力推動下，京影廠用人力物力作為投資，折合成50萬人民幣，和好夢公司合作，《甲方乙方》的總投資達到了250萬。
在國內的電影行業，這算是一筆不小的拍攝資金了。
幾年前，米佳山拍攝一部《頑主》才花了80萬，如今物價漲了，演員的片酬漲了，那時候葛優的片酬是800塊，現在都要15萬了。
這個時代變化太快了。
林子軒讓姜文使用京影廠的剪輯室，大家現在是合作關係，價格相對便宜些。
有了《活著》的前車之鑑，姜文在剪輯的時候收斂了不少。
想想看，就連張藝謀那樣大導演的片子說禁就給禁了，姜文即便再有自信，也不敢說自己比張藝謀還強大，總局會對他網開一面。
拍電影畢竟不是自娛自樂，最終還是要給觀眾看，這裡是指國內的觀眾。
說實話，外國人看華國的電影大多是抱著獵奇的心態，他們不生活在這個環境裡，就不能真正的明白電影所表達的含義。
雖然說藝術都是相通的，可只有真正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華國人才能懂得《活著》講述的故事，才能產生共鳴。
姜文想的是片子既能在國內上映，也能在國外的電影節上拿獎。
如果兩者不可兼得，他還是想在電影節上拿獎，這是他執導的第一部電影，總想有點藝術追求，不留遺憾。
「我就打算這麼肆意的放縱一回，這輩子也就值了，不然覺得活著特沒勁。」在剪輯室里，看著前面幕布上流動的光影，姜文深沉地說道。
然而，以林子軒對他的了解，姜文想要放縱的恐怕不止這一回。
四月底，林子軒參加了總局的一場座談會。
這場座談會頗為熱鬧，參加的都是電影圈的大佬們，有各大電影製片廠的廠長，有電影院的經理，還有電影方面的專家學者。
京城裡幾家民營影視公司也在被邀請之列，只是不怎麼受到重視，只能旁聽。
座談會的主題是如何提振華國的電影市場，以及如何應對引進的國外商業大片。
1993年是華國電影市場最為低迷的一年，低迷到什麼程度，數據最為直觀。
1990年全國的總票房是22億，1991年是23億，1992年是20億，1993年是13億。
在電影產量上，每年拍攝150部左右的片子，但真正有市場號召力，賺錢的片子只有幾部，觀眾對國產電影的興趣銳減，電影行業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為了讓華國電影走出困境，讓觀眾重新回到電影院看電影，總局下發了一份文件。
允許影院每年以分帳的形式進口10部左右基本反映世界優秀文明成果和基本表現當代電影藝術、技術成就的影片。
以前華國也進口過國外的電影，不過是用買斷的方式，每部電影的買斷價最高2萬美元。
這種低廉的價格根本吸引不了國外片商的興趣，買回來的都是一些品質不高的老電影。
這次採用分帳的方式，分帳的比例是外方片商和華國電影公司共拿總票房的百分之四十六，省市級的電影公司拿到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之間，剩下的為影院所有。
如此一來，一部電影在華國的票房越高，外國的片商分到的錢就越多，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他們會把國外高質量的商業大片拿到華國上映。
這些國外大片能把觀眾吸引進影院裡來，國內的票房攀升，華國的電影市場繁榮起來。
與此同時，國外的大片會對國產電影造成強烈的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