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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君山說：“我想大家都很希望您談談自己寫作的情形。您的作品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啊，我想起最近那篇《背影》，相當感人。”
三毛略一沉思，然後說：“我嗎？我寫的就是我。“我認為作家有兩種：一種是完全憑想像的，譬如寫武俠小說的金庸先生，我非常欽佩他。我通常沒有多餘的時間看武俠小說，但金庸的作品每一部都看。在創作上，他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他寫的東西都是無中生有，卻又非常真實動人，形式上是武俠小說。
“我曾對金庸先生說：”你豈止是寫武俠小說呢？你寫的包含了人類最大的，古往今來最不能解決的，使人類可以上天堂也可以入地獄的一個字，也就是‘情’字。“我跟金庸先生的作品雖然不同，就這點來說，本質是一樣的，就是寫一個‘情’字。中國人不太講這個字，因為講起來總覺得有點露骨吧？
“我是一個‘我執’比較重的寫作者，要我不寫自己而去寫別人的話，沒有辦法。我的五本書中，沒有一篇文章是第三人稱的。有一次我試著寫第三人稱的文章，我就想：我不是‘他’，怎麼知道‘他’在想什麼？所以我又回過頭來，還是寫‘我’。
“至於要分析我自己文章的內容，是如何醞釀出來的，我想我不能——”
沈君山立刻接著說：“就是您寫文章前的一段經歷，是不是一個意念要醞釀很久才寫得出來呢？”
三毛似乎透露了夢裡的消息：“有一個故事已經埋藏了九年還沒有寫出來，但它總是跑不掉，常常會回來麻煩我。這是一部長篇，我想可能到死都不會完成，可是它一直在我心裡醞釀，就是不能動筆。我希望有一天，覺得時間到了，坐下來，它就出來了。所以說，寫作的技巧不很重要，你的心才是重要的，對我來說靈感是不太存在的。
“看起來我的作品相當感性，事實上它是很理智的。如果我過分有感觸的時候，甚至自己對自己有點害怕。像這半年來，我只發表一篇較長的文章——《背影》。
“在幾個月前，報社的朋友常常跟我說：這是你最適合寫作的時候，我總是跟他們說，“你們還是等，因為我在等待一件事情，就是‘沉澱’。我也的確把自己‘沉澱’了下來，才發表了《背影》。”
《背影》好像也被選入《讀者文摘》中文版。什麼時候可以推出，是大家關心的問題。於是三毛就這一點加以說明：《背影》雖然入選，刊出日期未定，因為他們要做很多的考證，很重視真實性。
“我的看法呢，一個藝術到了極致的時候，到底是真的或假的，根本就不重要了。但是《讀者文摘》要對它的讀者負責，認為刊登的作品必須是真實的。
“《每月書摘》把我的作品翻譯成十五國的語言，不過，我並不很看重它被翻譯成幾國的文字，因為我看得懂的也很少。我認為作家寫作，在作品完成的同時，他的任務也完成了。至於爾後如何，那是讀者的再創造。
“最近回台北來，碰到一個困擾的問題：就是參加座談會時，很多人對我說：‘你和我想像中的並不相同。’我覺得這也很好，於是跟他們說：‘不必與想像中的我相同，因為你看我文章的時候，已經是你個人的再創造了，就像這麼多人看紅樓夢，每一個人看出來的林黛玉都是不同的。’這是更有趣的事——再創造。所以每一個有水準的讀者，實在他自己也創造了一個新的人物。你同意我的說法嗎？”
沈君山這時說道：“我不曉得您對金庸的小說也很有興趣，在這方面我有一點補充意見。
“金庸先生後期的小說裡面有太多的ｍｅｓｓａｇｅ（信息）。我比較喜歡他早期的作品，像《碧血劍》、《書劍恩仇錄》，現在有修訂本《書劍江山》，不過修訂本沒有原來的好；原本一開始描寫陸菲青騎著驢在官道上，吟詩而行，既蒼涼又豪邁，那意境我讀過了二十年還記得，現在可惜刪了。金庸早期的作品描述的是更廣泛的人類與生俱來的的情。後期的小說，技術雖然進步，可是他把政治上的意念擺了進去，反而有局限了。
“像三毛所寫的都是人的本性、感覺等等，每個人都具有的。可是金庸如果把太多的信息投入其中，有時可以傳達得很成功，有時會把武俠小說本身的價值貶低了。因為我一直在看他的小說，從《天龍八部》到《笑傲江湖》，大部分對大陸上的政治加以諷刺。像《天龍八部》中的丁春秋，一天到晚吹牛，他可能在諷刺毛澤東。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三毛接著說：“所以我認為文學是一種再創造。同樣的金庸先生，你我之間的看法有那樣大的不同。”
沈君山立刻接道：“剛才談你的寫作，我就想起兩句話：‘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這是文學的一個高境界，人一生有許多矛盾和衝突，這種無可奈何的情境就是文學最好的題材，從希臘悲劇以來最好的文學，都是如此——人與環境的衝突，人與人的衝突，人與自己的衝突，沒有絕對的喜惡，但卻得犧牲，這是人生最大的悲劇，好的文學就要把這種悲劇表達出來，這就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意境。“第二句‘似曾相識燕歸來’，就是有共鳴感，如果只是不相識的燕子，就不會有這種味道，似曾相識的燕子，才會更有‘無可奈何’的感覺。
“最近看的電影，如《現代啟示錄》、《克拉瑪對克拉瑪》，覺得後一部電影更好，就是因為後者能引起更大的共鳴感。雖然《啟示錄》也許更具‘信息’的使命。
“因為您寫的是基本的人性，每一個人都有‘似曾相識’的感覺，而且所寫的又是很‘無可奈何’的事情。這是我對您作品所補充的兩句話。還有，我覺得中國小說裏白先勇的《台北人》最具有這兩句詩的味道。”
三毛解釋：“我過去的文章里‘無可奈何’的情緒比較少現在比較不同，所以一種對於生命莫可奈何的妥協比較多，看《背影》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發覺自己不一樣了，是由於生活的痕跡所致，也有點悲涼。我多麼願意做過去的我，而不願做現在的我。但是沒有辦法，也不願加以掩飾（聲音漸微弱）。”
沈君山用慰藉的口氣，“這是給人的一種衝擊。您覺得——”
三毛聲音低沉若寂：“比較蒼涼一點吧，現在……”三毛訴說完她的柔韌而又剛強的文學旅程，聲音漸杳，此時無聲勝有聲。沈君山接下去說道：“我偶爾也寫點散文，但不像您的文章那樣膾炙人口。目前主要寫的是政論性、科學性或觀念性的文章。“我在國內寫通俗科學性的文章，就常想：這篇文章寫出來以後，普通讀者是否能夠接受？於是我立了三個原則：信、達、趣。
“‘信’是講真話，這一點對像我這樣受過長期科學訓練的人，比較容易做到，不會講錯。‘達’是文字表達要清晰。還有就是要有趣味，因為這些文章並不是給專家看的，而是要吸引一般讀者。話說回來，”沈教授綻開笑容說：“在副刊上要吸引人，實在很難和三毛小姐的文章相競爭的。”三毛微笑著繼續聽沈君山說：“至於政論性的文章，可能是更難寫，因為它會影響很多人。剛才說科學性的文章要信、達、趣。那麼政論性的文章就要把‘趣’字改成‘慎’字。“事實上我所寫的三種不同類型的文章：像普通的散文棋橋之類，因為屬於自己的樂趣，自然水到渠成，輕鬆愉快。科學是本行，所以寫這類文章也還好，只要把它清楚準確地表現出來就可以了。至於政論，最耗時費力。大致上寫一篇政論性文章，所花時間精力，可寫五篇科學性文章，或十篇棋橋類文章。
“每個人都有他應盡的責任，而我在思想及科學上都曾受過一點訓練，在這種情形下，我應該把我所知道的寫出來。這是我對自己寫這三類文章的不同看法。”
三毛很仔細地聽完沈君山的話，接著說：“我要說的是，我的文章是身教，不是言教。而且實在分析不出自己的文章，因為今天坐在沈先生的旁邊，我要用一句話做為結束，印度詩哲泰戈爾有句散文詩：‘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而我已飛過。’這句話對於那個叫做三毛的人來說，是一個最好的解釋。因為你要說三毛是什麼？她實在說不出來。我再重複一次：‘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而我已飛過。’”
在柔和而富磁性的餘音之中，倏然迸出沈君山清亮的聲音：“這是羚羊掛角，不著痕跡。”
他們結束了這次生動的對話，雖然觀點不一致，見解頗有別，然而由於兩人都富有傳奇的色彩，有與眾不同的經驗和理想，這樣的智慧撞擊如星火浪花，即使沒有軌痕翼跡，卻襲人歷歷，縈旋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