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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們能早點接受這個現實，我們就可能另闢蹊徑，發明出飛機這樣的飛行器，讓自己用其他的辦法實現飛的夢想。
我還可以再給大家舉個例子。『疲勞』是一種正常的生理反應，幾乎是無法改變的。但是人們在面對和『疲勞』有關的問題的時候，很多時候會選擇直接去硬碰硬。
比如，我之前看過的特別有名的海豹突擊隊的訓練。
這這裡插一句最，海豹突擊隊就是擊斃本**的美國軍隊組織。
言歸正傳，海豹突擊隊在作戰任務中，狙擊手一旦埋伏下來，就要連續熬上一兩天，不能合眼。
這個時候，他們已經非常疲勞了，射擊命中率就會受到影響。以前軍隊訓練狙擊手的時候，常用的辦法是進行心理干預，或者乾脆給狙擊手吃藥，幫助他們減輕疲勞感。
實際情況表明，這兩種方法都不怎麼有效。積極心理學家塞利格曼就給美軍訓練狙擊手提出了真正有效的訓練方法：
那就是，既然疲勞是一種從生理層面很難改變的反應，那就乾脆徹底接受疲勞，讓狙擊手在極度疲憊的情況下練習射擊，提高疲勞狀態下的射擊精準度。
同樣的道理，戰鬥機飛行員面臨的是『恐懼』，這也是一種正常的生理反應，幾乎無法改變。
那麼，就不能試圖去改變或者減少他們的恐懼；而是要訓練他們在極度恐懼的心理狀態下，還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和進行正確的操作。
說回到日常生活，比如體重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的肥胖是由基因導致的，那麼它就屬於生物層面的深度問題，幾乎是不可能瘦下來，或者說就算你短時間內瘦下來了，稍不留神就會胖回去。
（尬笑）我自己暫時還不覺得我是基因胖。
說完了一個問題在生物層面的深度，我們接下來說說在證據層面的深度。
對於一個問題，支持它的證據越容易找到，它就越難改變；反過來，否定它的證據越容易尋找，它就越容易改變。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我的前夫的哥哥，有一次我們從東北開車回北京，開了一輛豐田汽車。
在服務站下車上廁所去，順帶去了一家超市去補充路上的食物，等我們帶著一大堆吃的回到停車場，發現車鑰匙打不開車門了。
當時，我們想盡了各種辦法嘗試，最後還叫了開鎖公司。在等開鎖公司的過程中，車場的保安走過來看了看我們的鑰匙，又看了看車，然後慢悠悠地說：『你確認這個車就是你們的車嗎？這把鑰匙是豐田的，但是這輛車是本田啊。』
我們仔細看了看，果然是這樣，這輛車看起來很像我們的豐田車，顏色大小都差不多，但是仔細一看，真的不是自己的那輛車。車牌號也不一樣。
之後，哥哥和前夫放眼往車場裡望了望，發現我們的那輛車就停在不遠的地方。
好吧，其實大家當時真沒有想到是車找錯了。因為都記得大概就是在這個位置啊！沒想到後來又車移動了，我們就自己的車都不認識，是不是有些太尷尬了。」
第928章 它們的區別
楚麗華失笑，對當時的他們真是……
——「這多像卓別林的一句名言呀，用近景特寫，生活就是一齣悲劇，而你退遠幾步，用遠景來描繪生活，就是一齣喜劇。
有的時候，你就是會陷在這種心理學家稱為『過度認同』的心理陷阱當中，不斷為自己的行為和判斷尋找支持的證據，不斷加深證據層面的深度。
所以，才會在一個問題當中越陷越深。其實，我們只要學會後退一步，在遠景當中，客觀地觀察這個問題，就能看到更多不支持的證據，得到更多迴旋和調整的餘地，讓問題順利得到解決。
我們在來說說一個問題在力量層面的深度。
對於一個問題，我們的信念施加的力量越強，就越難改變；反過來，我們的信念施加的力量越弱，就越容易改變。
比如一個身患強迫症的媽媽，她堅信自己手上的細菌會影響孩子的健康，那麼『要保護孩子』這種信念，就會讓她強迫自己洗手。
而且她的這種信念越強，她的強迫症就越難被改變。
我還有一個極端情況的例子講給你們聽。我們都知道，被關進集中營的猶太人，不久之後都會產生一種執念，認為集中營里的生存率很低，每天都有可能死去。
這種信念會讓周邊嚴酷的外界環境對自己造成的影響很難得到改變。
但是有一位猶太心理學家弗蘭克爾，他所做的就是去強化另一種信念，那就是，我還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要去做。
二戰的時候曾經被關押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當時，他花了畢生心血寫的手稿，被看守給沒收了；這就讓他內心產生了一個強烈的渴望，那就是，他一定要把這本書重寫出來。
也正是這股強大的力量，幫助他戰勝了在集中營里很多嚴酷的處境。比如說，有一次，他得了很嚴重的傷寒熱，當時集中營里的很多人都因為這次傷寒熱被奪去了生命。
不過，弗蘭克爾在高燒當中，還依然堅持每天去思考，回想他這個書稿的內容，然後在能找到的各種碎紙片上瘋狂記筆記。他非常執著地希望自己能活著走出集中營，讓這本書得以出版。
這股信念的力量，不僅幫助他打敗了傷寒熱，還讓他抵抗住了一次突發的心臟病、一場百年難遇的寒冬，以及無數個與死神擦肩而過的心理崩潰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