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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芃走過來坐下：「是我用來當催眠讀物的。」
陸儼：「有幫助麼？」
薛芃想了下，說：「有的。有一些我曾經認為十拿九穩，一定會被採納的物證，被法院排除掉了，以前覺得納悶兒，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了。刑偵、刑技的破案思維，和刑訴法的思維，很多時候不能完全融合。」
陸儼合上書，笑了下，握著她的手，應道：「我記得我父親生前說過，他們那代人大多數人做警察，都是奔著情懷和理想去做，要除暴安良，要伸張正義，雖然刑警的職業死亡率比緝毒警還要高，可是抓到罪犯卻很有成就感，聽到受害者家屬說一聲『謝謝』，覺得有千斤重。只是有時候也很無奈，因為到了刑訴法過程里，可能又會得到與自己的想像截然相反的結果。」
兩人都是警察，薛芃一聽就明白了陸儼的意思。
她輕聲舉例：「比如咱們認為應該死刑的犯人，最終只判了二十年。」
陸儼垂下眼，吸了口氣：「那時候我還小，我問父親，為什麼有些律師要為壞人辯護。」
聽到「壞人」這個稱呼，薛芃笑了，這還真像是小孩子說的話。
人，怎麼能以好壞區分呢？
但恰恰是這個「壞人」，表現出了當時陸儼問這個問題時的困惑和義憤。
陸儼繼續道：「我父親說，法律不是鍘刀，而是天平，它不能主觀，它要在犯罪和倫理人情之間達到一個平衡，它要保障犯罪人的權利。我當時很不解，我又問，為什麼壞人要被法律保護呢？我父親沒有直接回答，而是給我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說的是，一位身單力孤的母親，她的孩子被害死了，她為孩子報仇，殺了兇手，而她自己也成了兇手，面臨審判。
陸儼說：「在這個案件中，兇手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我父親問我，如果我是法官，我該怎麼辦？我很為難，想了很久，好像終於明白他的意思。」
薛芃也跟著思考了片刻，說：「人情上來說，也許大家都希望那位母親可以輕判，但在法律上來說，他們做的是同樣的事。」
陸儼：「後來我父親問我，如果一個法官僅憑個人感受去判案，故意給他認為的『壞人』判的重，給他認為的『好人』判得輕，那麼又該由誰來判定，這個法官的主管判斷是正確的呢？只有一視同仁，既保障好人的權利，也保障壞人的權利，這樣的法律才不會成為一些人任意妄為的工具。」
「若是一個無辜的人被推上法庭，接受審判，所有證據都指證他就是兇手，所有人包括媒體都認為他應該千刀萬剮。而法官也在這時遵照民意，判處死刑。可是就在死刑之後，證據又出現反轉，證實他不是兇手。這時候該怎麼辦？」
薛芃接道：「你舉的例子讓我想起陳末生。如果十年前他被判的是死刑，對於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來說，他們只會認為，這是罪有應得。那之後也就不會有一次又一次的申訴書，不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所有人都會認定，沈志斌就是陳末生殺的。」
說到這，薛芃將頭靠向他的肩膀，卻不防碰到了他的濕發。
薛芃又快速站起身，將吹風機翻出來，插上插頭，說：「頭髮不吹乾要感冒的，你就知道念叨我，自己卻不注意。」
陸儼一怔，將書放回到床頭柜上，嘴唇動了動，卻沒有為自己分辨一句，反而乖乖坐好，腰板也挺得很直。
薛芃來到他面前，將暖風開到二檔，一邊給他吹著頭髮，一邊用手指梳理。
一時間，臥室里只有電吹風的「轟轟」聲。
陸儼沉浸在溫暖中，因為頭髮在額前來回滑動，熱風也時不時滑過臉頰，令他不得不半眯著眼睛。
而目光平視的地方，就是薛芃的居家服領口和前胸起伏處。
陸儼暗暗吸著氣，小心繃著身體，越發覺得口乾了。
此時聽著吹風機的聲音，再回想剛才的談話，又頓覺荒謬，想不到有一天他會坐在薛芃的床上，跟她討論著法律的平衡性，和證據法學之類的話題。
一想到這，還真的笑了。
薛芃剛好關上吹風機，用手撥了一下他的頭髮，說：「好了。」
再低頭，剛好對上他的淺笑。
薛芃問：「你笑什麼？」
陸儼垂下眼，應了：「沒什麼。」
薛芃又古怪的瞅了他一眼，說：「那我去洗澡，你自己隨意吧。」
陸儼點頭：「嗯。」
薛芃抬腳進了浴室。
門合上，不會兒就傳來流水聲。
陸儼原本坐在床邊聽著，不到半分鐘就坐不住了，又起身回到對門，將剛才翻出來的筆記收好。
想了想，待在對門也不妥，又下了樓。
樓下沙發前有一個柔軟蓬鬆的圓墊子，巴諾就趴在上面，好像很舒服。
陸儼掃了狗崽子一眼，笑了，在沙發床前坐下，用手揉了揉巴諾的頭，巴諾抬了下眼睛，撒嬌的發出「嗚嗚」聲。
陸儼又試了試沙發床的彈性，不會太軟，躺下時腰部也有足夠的支撐，而且棉被和被罩都是新的，有清新的洗衣液的味道。
陸儼躺下後刷了會兒手機，大約過了半個小時，聽到樓梯處傳來薛芃的聲音，說：「陸儼，十點了，早點睡吧，我也睡了，晚安。」
陸儼先是一頓，還以為薛芃會下樓，但轉念一想，十點了，是挺晚了，便說：「好，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