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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史》記載，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種關係的國家約有20餘國。汪大淵《島夷志略》中列舉東南亞及西亞、東非等處的地名100處。行泉府司所管轄的海船有15000艘。海船的規模也相當可觀。

　　  非洲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曾經寫道：“那個國家的全部貿易都操在中國船隻手中。這些船可分三等：較大者三至十二帆。帆以竹片製成，形如織席。每隻船上有人員千人，即水手600人，軍士400人；另附供應船3艘。此種船隻僅剌桐（泉州）及辛克蘭（廣州）能製造，都製成三邊，以三腕尺長的大釘釘牢。每隻船有4個甲板和許多供旅客使用的附有更衣室及各種設備的公私船艙。”

　　  位於蘇門答臘島上的三佛齊是元朝與南海諸國交通的樞紐。由此而東至於爪哇，向西經馬六甲海峽遠及於印度、錫蘭、阿拉伯半島和東非。各國商人經南海來元朝進行貿易。廣州、泉州、杭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國商人僑居；元朝的商民也有不少人僑居在南海諸國

　　  據《馬可·波羅遊記》載，元朝使者曾兩次登陸馬達加斯加島，果若如此，中國船隻於元代已到達非洲東南海域。可見，元代商船的航行海域已相當廣遠。當時，在今越南沿海，南洋諸島，印度東、西海岸，乃至波斯灣等地，都有中國舶商活動的足跡。  

　　  元代的陸路交通也是溝通東西方的重要途徑。西域交通的陸路，自遼、宋、夏、金對峙以來，長期受到阻遏。蒙古帝國不斷地向西擴展，使通往西域的交通更加暢快。因為蒙古族本身就是一個喜歡通商貿易的民族。蒙古四汗國建立後，更加方便了自由貿易的往來，陸路由三道通往西方。

　　  一道由阿力麻里經塔剌思，取道鹹海和裏海以北，穿行康里、欽察草原到達伏爾加河，由此或西通東歐各國，或經克里米亞半島越黑海至孔士坦丁堡，或經高加索至小亞細亞。基督教傳教士孟德科維諾在寫給教皇的信中說，這是最短和最安全的道路，只用五、六個月的時間便可到達。第二道由阿力麻里入河中，經撒馬爾罕、布哈拉，去呼羅珊（伊朗境）而抵小亞細亞。第三道由和田越帕米爾高原，經阿富汗進入伊朗。由於西北諸王不斷掀起戰亂，陸路的三道時常阻塞。

　　  在元朝開放的經濟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與印度等地的丁香、豆蔻、胡椒、鑽石、珠寶、香料等物資大批舶至中國，以至“來華商賈不絕於途”；而中國海外出口貿易主要以金銀、瓷器、絲綢為大宗；著名的絲綢、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遠赴歐洲。

　　  海上貿易的繁榮也帶動了其他相關事務的發展。海上貿易的發展繁榮使元代交鈔成為一種國際間使用的紙幣。元人汪大淵曾附舶出海，歸來著《島夷志略》，記載在交（越南北部）、羅斛（泰國南部）、烏荼（印度奧里薩邦北部）等地，用交鈔與當地貨幣折兌使用，並稱“甚便民”。這既反映了元朝的經濟實力，也說明舶商與各國在貿易中建立了友好的互信關係。  

　　  海外貿易也促進了元代造船技術的進步。在宋代，最大商船載貨5 000石，艙內貨物交相疊放，“無少隙處”，各客商占地數尺，“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而到了元代，9 000石的船已很平常。泉州的造船技術更是令西方旅行者驚嘆，船底有獨立隔艙，全船上下四層，“公私房間極多，以備客商之用，廁所秘房，無不設備周到”。領先的造船技術，讓中國舶商使用著當時最先進的船隻。

　　  繁榮的海上貿易促進了元代航海業的發展，也加深了時人對海外世界的認識，這是中華民族勤勞智慧的體現，並為鄭和下西洋奠定了基礎。遺憾的是，到了明初，明太祖嚴厲打擊江浙富民，削弱了組成舶商群體的社會階層；繼而明成祖禁海，“片帆寸板不許下海”，阻礙了海上貿易的繼續發展，關閉了對外聯繫的通道。到明代中葉，中國便喪失了航海及海上貿易的世界領先地位。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向世界、向海洋開放的黃金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國對世界與世界對中國的影響都是空前的。說得更前衛一些，元朝在對外的世界貿易政策上實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貿易，真正實現了貿易自由化。

　　  第九章紙幣興衰沉浮的背後

　　  時間回到公元1275-1291年，義大利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從歐洲到達中國，受到忽必烈皇帝的接見和器重，留在身邊為侍從。回國後，他口述了《馬可·波羅遊記》一書，詳細記述了中國元朝的繁榮景象，並且十分具體地記載了元朝發行紙幣的情況。雖然在歷史上有許多人質疑馬可·波羅所說的話，甚至不相信馬可·波羅到過中國。但呼和浩特白塔中有關元代紙幣的驚人發現，卻以事實證明了馬可·波羅記載的真實性和準確性。

　　  1982年，在維修呼和浩特市遼代萬部華嚴經塔(俗稱白塔)工程中，考古人員發現元代中統元寶交鈔一張。該鈔為灰黑色麻桑皮紙，蓋朱紅大印，面額為“壹拾文”，長16.4厘米、寬9.2厘米。左下方有“中統年、月、日”，“元寶交鈔庫使副判，印造庫使副判”籤押。此外，紙幣上還有“中統元寶”、“諸路通行”八個篆字。經研究考證，這張紙幣是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印製，使用時間約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它是世界上迄今發現的最早的紙幣實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