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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葬彰德

　　  我父親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齊三人被派來承辦大喪典禮，在懷仁堂左近設立了“恭辦喪禮處”。另外，經國務會議議決，由政府指撥銀幣50萬元，充作喪葬經費。其間，所有有關喪事的重大事項，都要由恭辦喪禮處隨時請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以後才能辦理。當時喪禮處實際辦事的大總管是袁乃寬，和我們家裡人往返聯繫的也是他。真正做具體工作的是郭葆昌、童傑童是當時總統府庶務司的人，以前的大典籌備處里也有他。。

　　  在我父親死後的十幾天，我們家就會同恭辦喪禮處把他靈柩從北京移往彰德，停放在洹上村的住宅內。我們全家也隨著靈柩回到了彰德。按舊時代的一般習慣說來，我父親死後在中南海停靈的時間是比較短的。這是由於當時政府的催促，還是由於受了段祺瑞要帶兵殺死我們全家這一謠傳的影響，現在已經記不清了。

　　  當我父親的靈柩還停在北京的時候，恭辦喪禮處就已經派人到彰德查勘了墓地。接著，當時的政府又派了河南巡撫使田文烈經理墓地的建築工作。最後決定墓址在離我們洹上村的住宅約有二里的太平莊，這已經是在靈柩移在彰德之後了。那時候，恭辦喪禮處已經撤銷，由田文烈主持的“董理墓地工程處”已經成立。原來由這個工程處計劃招商修築的墳墓，打算用混凝土修成一個類似城門洞樣子的“穹室”，另外還要修上隧道、石門和石牆。修成後大約很像一個小型的地下宮殿。後來，由於當時的時局很不平靜，我們家裡人都主張死者“入土為安”，這才在原來勘定的墓址，先示個磚壙，然後於當年舊曆八月二十四日安葬。安葬以後，仍然由這個工程處繼續招商施工，一直到1918年6月方才完成。  

　　  墓地完工以後的情況，大致是這樣：到了墓地，迎面首先看見的是很大的一座綠琉璃瓦頂的石碑樓，接著便是左右對稱的石柱、石馬、石虎、石獅、石人等。再走過一座碑亭，便是所謂“饗堂院”了。這個飧堂院，有大門、有圍牆。牆裡修建了七開間的飧堂，取名叫做景仁堂。景仁堂的兩邊還修建了東西配房。景仁堂內，除了供奉我父親的“神位”以外，還陳列了我父親生前慣用的家具器物，其中從硬木的書桌、書櫃、辦公椅、一直到硬木的西式床、洗臉台、小便櫃等等，無一不備，甚至於連托盤、醋醬碟，都一一陳列齊全了。過了景仁堂，再經過一道鐵門，便是我父親的靈墓。上面已經談過，在安葬的時候，由於時間過於緊迫，不能按原定的計劃修築，只是造成一個磚壙。後來，大家認為磚壙既不能持久，也不甚安全，這才決定在這磚壙的外面，加修一層洋灰鋼筋的套牆。在地面上還修了一座三層的墓台。記得第一層的尺寸是：南北長28丈，東西長25丈5尺，高9尺。這個墓台規模之大，由此可以想見。

　　  我父親的墓地，一共占地將近140畝。墓園之中，除了上述這些建築以外，墓地四周還種植了很多松、柏、梅、槐，其中的一部分，是由我們家移種的。按照河南的舊俗，凡是樹木蒼鬱的地方，都可以叫做林。因此，他的墓地也由政府明令規定叫做袁公林。袁公林設有一個管理員，由我們家推薦委任。管理員以下，還雇用了司事、打掃夫、夫頭等十幾個人。另外，還典了祭田10頃，就用這些祭田的收入充作日常費用。為了監督收支款項，並且為了更好地保護這個袁公林，還成立了個袁公林董理社。每年推出幾個人輪流值年，主持和管理袁公林的各項事務。  

　　  我父親的喪葬費用，原是當時由政府撥款50萬元來承辦一切的。在北京辦喪事用了將近9萬元，其後的移靈，以後的墓地建築和典置祭田等項，還需用50萬元左右。核計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親生前的舊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8人聯名發出公啟，請求當時的內外要人解囊相助。從當時的大總統起，總理、各部總長、各省督軍，還有護軍使，、鎮守使、師長等等都有捐贈。他們捐款的數目，絕大多數是1萬元，最少的是2000元，總計共收到捐款25萬餘元，這才算結束了我父親的喪事和葬禮。

　　  樹倒猢猻散

　　  我們家裡的人在我父親安葬後不久就分家了。大哥克定，因系嫡出長子，獨分40萬元，其餘庶出的兒子，每人各分12萬元。他們所分的錢數，除了現金以外，還有折合銀元數字的股票包括開灤煤礦、啟新洋灰公司、自來水公司等股票。在內。我約略記得，他們弟兄每人還分得10條金子，這是否也包括上述的錢數以內，因事隔多年，已記不甚清了。女兒們每人只給嫁妝費8000元。我娘和各個姨太太都不另分錢，各隨她們所生的兒子一同過活。當分家的時候，我父親生前的貴重衣物，大部分都沒有了。上面曾經談過，五姨太太在我父親死後的當天晚上，曾偷偷地叫人把我父親的鐵櫃抬到她的屋裡去。我父親在世的時候，生活上的一切，後來都由她一手經管，是否還有類似偷走鐵櫃的其他情況，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分家的時候，按著房頭，每房分了一隻皮箱，箱內只盛半箱衣服，那還都是我父親生前穿過的。每個箱子裡都放有一件皮衣，有的是皮袍，有的是皮斗篷。我母親分得的那一件，卻是極其陳舊的了。

　　  我父親生前所置的房產，向來是由袁乃寬負責管理的。據袁乃寬說，只有北京、天津房產各幾處。北京城內，計有錫拉胡同兩所，炒豆胡同一所。北京郊區，有海淀掛甲屯房產一所。在天津，計有英租界小白樓“礦務局”一個大樓，這是我父親東山再起的時候，我們由彰德搬到天津所住的那個地方。還有河北地緯路房產一所，便是二哥後來在津所住過的那一處。這些房產，是他弟兄在以後才分的。至於到底是怎樣個分法，我們姐妹們誰也沒有過問了。袁乃寬所說的房產情況，大家認為這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但是，管房產的人既沒有這麼說，我父親又沒有留下什麼遺囑，最後只得罷休。我父親還在彰德置有地產，是派由徐天成管理的，這些地產是怎樣分的，現在也記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