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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共和初建後，日本朝野以中國採用共和制為愚妄，謂共和無益於中國。帝制初步進行時，日本有力人物及報界論載，多表贊成之意，並稱如中國君主立憲，與日本國體甚有利益。其實非真贊成，不過欲藉此以啟中國之內亂，坐收漁利。故至此忽改變態度，提出警告，無非希作進一步之脅取耳。蓋其時日本對華政策，因見歐洲各國，盡行捲入戰爭旋渦，而認為此乃“日本從速解決中國問題之好機會”，《黑龍備忘錄》中，記載了了，茲節錄數段如下：
中政府之保持共和形式，乃中日同盟前途之障礙。何則？共和國之主旨，及其人民社會上道德上之目的，與君憲國絕然不同；其行政與法律，亦相牴觸。若日本作中國之監護人，而中國一一模仿日本，則兩國遂可彼此盡力解決遠東問題，而無不一致不同意之處。故為再建中國政府起見，為保持遠東永久和平，及為實現日本帝國政策之成就起見，我日當利用目前時機，變中國共和政府而為君主立憲，使與日本之君憲一致而與他國各不相同為起點。……變更中國政體，實再建中國時所當採用惟一之主義。且現時亦為我日鼓勵革命黨及其他不滿於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國起事之良機。現時此等人不能肆志之原因，乃因資本之不足。若帝國政府能利用其資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則中國全國，大亂立見。我日於此，乃可起而干涉並整理之。
吾人當容納中國革命黨、保皇黨及其他不滿中政府之人物，以擾亂全中國之地。其全國既擾亂，而結果乃推翻袁政府。
袁氏雖予智自雄，在先殆亦熟聞贊成之說，而不知墜其術中者。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駐京日本代理公使會同英、俄兩公使，向我外交部警告，先由日代使口述，而英、俄附合之。其全文於二十九日晚由日本外務省發表，照錄如下：“中國近所進行改變國體之計劃，今似已猛進，而趨入實現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歐戰尚無早了之氣象，人心惶慮，當此之時，無論世界何處，苟有事態，足以傷害和平安寧者，則當竭全力阻其生成，藉以杜絕新糾紛之發現。中國組織帝制，雖外觀似全國無大反對，然根據日政府所得之報告，而詳察中國之現狀，覺此種外觀，僅屬毛皮，而非實際，此乃無可諱飾者也。反對暗潮之烈，遠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國。觀袁總統過去四年間之政績，可見各省紛擾情狀，今已日漸平靖，而國內秩序，亦漸恢復，如總統決計維持中國之政治現狀，而不改其進行之方針，則不久定有秩序全復，全國安寧之日。但若總統驟立帝制，則國人反對之氣志，將立即促起變亂，而中國將復陷重大危險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時局，鑑於利害關係之重大，故對於中國或將復生之危險狀況，不能不深慮之。且若中國發生亂事，不僅為中國之大不幸，且在中國有重大關係之各國，亦將受直接間接不可計量之危害；而以與中國有特殊關係之日本為尤甚！且恐東亞之公共和平，亦將陷於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態，純為預先防衛，以保東方和平起見，乃決計以目下時局中大可憂慮之原因，通告中國政府，並詢問中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穩達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態度，披瀝其觀念，甚望中華民國大總統聽此忠告，顧念大局，而行此展緩改變國體之良計，以防不幸亂事之發作，而鞏固遠東之和平！日政府故已發給必要之訓令致駐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舉動，純為盡其友好鄰邦責任之一念而起，並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我國外交部之答覆如下：“貴國警告，業經領會。此事全系中國內政，然既承友誼勸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誼關係，將詳細情形答覆。中國帝制之主張，歷時已久，我國人民所以主張帝制者，其理由蓋謂中國幅員廣大，五族異俗，而人情浮動，教育淺薄。按共和國體，元首常易，必為絕大亂源，他國近事，可為殷鑑。不但本國人生命財產，頗多危險，即各友邦僑民事業，亦難穩固，我民國成立，已歷四稔，而殷戶巨商，不肯投資，人民營業，官吏行政，皆不能為長久計劃，人心不定，治理困難，國民主張改革國體之理由，實因於此也，政府為維持國體起見，無不隨時駁拒。乃近來國民主張者日見增加，國中有實力者，亦多數在內。風潮愈烈，結合愈眾。如專力壓制，不獨違拂民意，誠恐於治安大有妨礙，政府不敢負此重責，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過之法案，組織國民代表大會，共同議決此根本問題而已。”
“當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請願改變國體時，大總統曾於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見，認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總統申令，據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請改定國體，又告以輕串更張，殊非所宜，並誡各選舉監督，遵照法案，慎重將事。十月十二日，又電令各省選舉監督，務遵法案，切實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見政府本不贊成此舉，更無急激謀變更國體之意也。本國《約法》主權，本於國民全體，國體問題，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聽諸國民之公決，政府處此困難，多方調停，一為尊重法律，一為順從民意，無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數國民意願，現既以共和為不適宜於中國，而問題又既付之國民代表大會之公決，此時國是，業經動搖，人心各生觀望。政治即受影響，商務已形停滯，奸人乘隙造謠，尤易驚擾人心，倘因國是遷延不決，釀成事端，本國國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僑民，亦難免恐慌。國體既付議決，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險，此顯而易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