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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我當世耆德，草野名賢，或手握兵符，風雲在抱，或權領方牧，虎步龍驤，或遭系鄉間，鶴鳴鳳翽，細矚理倫，橫流若此，起瞻家國，悲憫何如？凡屬衣冠之倫，幸及斯文未喪，等是一家之主，胡堪義憤填膺，譙彼昏逆，洵應發指，修我矛戟，盍賦同仇。書到，都府勛耆，便合眾興師，郡邑子弟，各整戎馬，選爾車徒，同我六師，隨集義麾，共扶社稷！崑蒼山下，誰非黃帝子孫？逐鹿原中，會洗蚩尤兵甲。軍府則總攝機宜，折衝外內，張皇國是，為茲要約曰：凡屬中華民國之國民，其恪遵成憲，翊衛共和，誓除國賊，義一。改造中央政府，由軍府召集正式國會，更選元首，以代表中華民國，義二。罷除一切陰謀政治所發生，不經國會，違反民意之法律，與國人更始，義三。發揮民權政治之精神，實行代議制度，尊重各級地方議會之權能，期策進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應之效，義四。採用聯邦制度，省長民選，組織活潑有為之地方政府，以觀摩新治，維護國基，義五。建此五義，奉以綱維，普天率土，罔或貳忒。軍府則又為軍中之約曰：凡內外官吏，粵若軍民，受事公朝，皆為同德，義師所指，戮在一人，元惡既除，勿有所問。其有黨惡朋奸，甘為逆羽，殺無赦！抗顏行，殺無赦！為間諜，殺無赦！故違軍法，殺無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於滿、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中華民國護國軍政府都督唐繼堯、第一軍司令官蔡鍔、第二軍司令官李烈鈞。
京、津《泰晤士報》社論有《袁世凱之前途危險》一文云：“（上略）回憶去歲八月，帝制運動方興之際，吾人曾為文以發表意見曰：使以君主代共和，而於現在或將來發生內亂，或總統稱帝，必須流血而後有成，則吾人不能不請總統一追念其就任宣誓所云：‘謹以至誠遵守憲法，盡大總統之職務’之辭矣！總統苟守此宣誓，乃可告無罪於國民。若謂袁氏稱帝，無人反對，即可舉民國二年十月十日對兩院議員、內閣人員、外交人員，所宣之誓，棄而不守，必至流血反對君主無疑也。吾故謂袁氏惟一自重之法，即在遵守與民約束之詞。當斯時，果將帝制運動完全停止進行，或展緩至較適之機會，亦未為晚。乃袁世凱竟任其進行，雖以總統之身，本負禁阻之責任，亦復充耳不聞，更使其專顧私利之貪鄙下吏，操運動之中樞，與選舉之重柄，及經友邦公私勸告，語以事勢太危，又舉各省之虛構表文及假偽選舉之最後民意，以為辯護。雖日、英各國之勸告，未免失之過遲，然謂現在西南部之變，實根勸告而生，無理取鬧，抑何可笑？夫使中國人民果真一致主張君主，如捏造者所言，則縱有外國勸告，或少數革黨，亦何能為力？質言之，則現在氣勢方張之滇、黔事變，乃根於南方不信任及厭惡袁世凱所生，亦由於人民為偽造民意所欺騙。蓋彼固不願以世凱為帝，始終未嘗請袁世凱為帝。從今而後，謂袁世凱因一致民意而稱帝之謊說，可一概消滅矣。今行賄勸誘，與夫調和等種種方法，既用之滇中共和黨而失敗，北京政府於是訴諸武力，以為解決國體之法。以愚所見，即使袁世凱因此而終獲勝利，國內國外，亦將發生極悲之感覺。查推倒清室，建設民國而後，各訂約友邦，亦幾及兩年，然後正式承認；袁氏果必主張變革，其承認之期，當較前為更長，可預言矣。總而言之，無論勝敗如何，袁世凱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國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對於袁氏，不識取勸進之時機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當是之際，不受帝位而堅辭，吾知袁對內對外之威望，定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淪陷於力爭帝位之地位，雖常人對於袁氏，未嘗不望其保有威權，以成中國現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為帝，以致再發內亂，能勿覺其為值太大，而於國家無所裨益耶？”
自雲南獨立之訊至，袁即褫免唐、任、蔡官職爵位，一面謀以武力壓服。二十九日申令云：“據參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稱：近者雲南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等，擁兵謀亂，通電各省，舉動離奇，詞旨唐、任等意存反側，或被亂人迫脅，故有此前後矛盾之詞。自知一己主張，與全國民意相反，故必將國民代表所決，一概加以詆誣，不與承認，以避違反國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憲，既經國民公決，鐵案如山，無可稍易，舉國上下，皆無反對之餘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違反，推翻不認，此後國家，將憑何者以為是非取捨之標準？無可為準，任聽人人各逞其私，更復何能成國？癸丑孫、黃之亂，亦於議會依法舉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個人私圖，蔑視人民公意，行動於法律之外，終為國民所棄。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於犯上作亂之徒，然國家舍茲，何以立國？今唐、任等行動，直為違背全國民意，並即違背雲南民意，自全國視之，直為國民公敵，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誣衊元首。按唐、任等通電指斥元首之詞，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應請明誓擁護共和等語。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詞，載在《約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國之元首，一切應以民意為從違，此義推之古今中外，無不可通。設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謂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為叛民。設使國民代表大會未經決定君憲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國民代表大會決定仍采共和，而元首偏欲獨行帝制，則全國國民，皆可以違誓相責，何待唐、任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當國人討論國體之初，不過論共和之利害，並未擬議推戴之人，此學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為謀叛，而施其禁令。皇帝當日且曾為變更國體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過個人意見之表明，亦無由妄行其權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決定，舉國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辭讓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頌。以理論之，共和元首之機關，既為國民所不採，而一切法令，又經國民總代表聲明，須與國體不牴觸者乃為有效。是則《約法》所載大總統以及即位誓詞，皆在無效之列，不過用固有之名義，以維持秩序而已。此時元首求所見信於國民者，應即宣誓不再維持共和，方為恪遵民意。設以機關儀式之誓詞，再用之於今日，國民其謂之何？此本至淺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視民意，故將與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詞，引以力重，又不敢謂民意可違背也。故必先誣民意之非真，乃進而誣為一人之意，以遂其動搖國本，糜爛大局之謀。夫共和元首，國民已有相當之敬禮，何況今日名分已定，天澤懍然，正宜嚴君臣上下之分，生亂臣賊子之懼，去共和之餘毒，復古國之精神，使此後海宇晏安，定於一統，君子有懷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與此次國民撥亂求治之心，乃能無背。若如前之孫、黃，今之唐、任輩，猖狂恣肆，動輒以推翻元首為詞，名為擁護共和，實即為共和不適國情之一大證。幸而天福中國，國民覺悟，設不早改，則墨西哥五總統並立之事，決不免於中國之將來，流毒所貽，不知伊於胡底。即以唐、任一事為鑑，萬不可再留共和名義，以為隨時煽惑之資；必宜永遠剷除，絕其萌櫱！唐、任此次誣衊元首，藉以倡亂，應以大不敬論，此其大罪三也！唐繼堯、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應請立予宣布罪狀，克日出兵致討，以翦凶頑而固邦國！本院為此依《約法》第三十一條第七款提出建議，奏乞施行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