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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宮內大臣伊藤博文、農商務大臣西鄉從道來天津，議朝鮮約。帝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副以吳大澂，與議。諭曰：‘日本使臣到津，李鴻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必能妥籌因應。此次朝鮮亂黨滋事，提督吳兆有等所辦並無不合。前據徐承祖電稱，日人慾我懲在朝武弁，斷不能曲徇其請。其餘商議各節，務當斟酌機宜，與之辯論，隨時請旨遵行。’三月，約成，鴻章奏言：‘日使伊藤博文於二月十八日詣行館會議，當邀同吳大澂、續昌與之接晤。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華軍；二，議處統將；三，償恤難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層，尚可酌允。我軍隔海遠役，本非久計，原擬俟朝亂略定，奏請撤回。而日兵駐紮漢城，名為護衛使館，今乘其來請，正可乘機令彼撤兵。但日本久認朝鮮為自主之國，不欲中國干涉，其所注意不在暫時之撤防，而在永遠之輟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駐朝，無事時固可相安，萬一朝人或有內亂，強鄰或有侵奪，中國即不復能過問，此又不可不熟思審處者也。伊藤於二十七日自擬五條給臣閱看，第一條聲明嗣後兩國均不得在朝鮮國內派兵設營，其所注重實在於此。臣於其第二條內添注，若他國與朝鮮或有戰爭，或朝鮮有叛亂情事，不在前條之列。伊藤於叛亂一語，堅持不允，遂各不懌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電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萬不得已，或於第二條內添敘：兩國遇有朝鮮重大事變，可各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練兵事一節，亦須言定兩國均不派員為要。臣復恪遵旨意，與伊藤再四磋商，始將前議五條改為三條。第一條，議定兩國撤兵日期；第二條，中、日均勿派員在朝教練；第三條，朝鮮變亂重大事件，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字斟句酌，點易數四，乃始定議。夫朝廷睠念東藩，日人潛師襲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餉勞師，越疆遠戍。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約，若將來日本用兵，我得隨時為備。即西國侵奪朝鮮土地，我亦可會商派兵互相援助，此皆無礙中國字小之體，而有益於朝鮮大局者也。至議處統將、償恤難民二節，一非情理，一無證據，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謂此二節不定辦法，既無以復君命，更無以息眾忿，亦系實情。然我軍保護屬藩，名正言順，誠如聖諭謂’提督所辦並無不合，斷不能曲徇其請’。因念駐朝慶軍系臣部曲，姑由臣行文戒飭，以明出自己意，與國無干。譬如子弟與人爭鬥，其父兄出為調停，固是常情。至伊所呈各口供，謂有華兵殺掠日民情事，難保非彼藉詞。但既經其國取有口供，正可就此追查。如查明實有某營某兵上街滋事，確有見證，定照軍法嚴辦，以示無私，絕無賠償可議也。以上兩節，即由臣照會伊藤，俾得轉圜完案。遂於初四日申刻，彼此齊集公所，將訂立專條逐細校對，公同畫押蓋印，各執一本為據。謹將約本封送軍機處進呈御覽，恭候批准。臣等稟承朝謨，反覆辯折，倖免隕越。以後彼此照約撤兵，永息爭端，俾朝鮮整軍經武，徐為自固之謀，並無傷中、日兩國和好之誼，庶於全局有裨也。’由是中國戍朝鮮兵遂罷歸。”（《清史稿》卷三一三）
要而論之，袁世凱當日之謀，實有令人可驚可畏者。使清政府與李鴻章能明斷敏速，出師圖韓，一躍而登，真令日方無從措手。即日軍奮然而作，然以當日海陸軍論，尚不知鹿死誰手。袁之外交，誠有剽悍之手腕哉。雖然假令清勝而日敗，則日本必圖恢復；清則戰勝而驕，兵備益弛，後此之敗，較甲午或更有甚焉。設清敗而日勝，是甲午之役移諸十一年前，則清之沈沈酣睡又當旱省也。
第四節李鴻章之保薦
《天津條約》定後，兩國之兵均於是年七八月間陸續撤退，袁世凱亦隨營歸國。當束裝時，遍交韓之事大派，如執要政之金允檀、金炳始輩，皆與訂莫逆交。蓋袁之精明狡猾，知清國邇時大局，國內恐難立功，欲求立功，當於異域。故袁雖歸，其心仍戀戀朝鮮。及歸，一面交李鴻章左右親信，使道其才智，一面將韓事條陳於李。今擇其要事數則於下：
（一）韓王昏聵糊塗，最易受人煽惑，又復見異思遷。我國家不派明正大員駐彼監督，久必為日俄所愚，叛我獨立。
（二）韓之臣民多數皆主獨立自主，欲脫我範圍。今駐兵全撤，獨立派之範圍，必日見膨脹。
（三）我國家現派駐韓之陳樹棠，其名為辦理商務委員。東西各國皆有特派公使。以委員對於代表國家之公使，名分相去甚遠。遇有外交，進退皆難，且久為各國公使所鄙。雖上國對於屬邦，不能同於各國簡派駐使，亦當酌派位分稍尊之員，增其權限。且我國家在朝鮮應辦之事，實不止於商務，今僅定名為商務委員，是自縮其權力，可否仿照元朝故事，派大臣監國。
（四）大院君智謀才略，實勝其子數倍，頗為其國人所尊敬，且深明大義。光緒八年不得已而虜歸，茲宜曉以大義，赦其回歸，使其父子同心協力，於其國計頗有裨益。
李鴻章像袁世凱以上之意見，頗為李鴻章賞識。加以李左右人又多贊袁才略，於是李將袁條陳並附己之意見，達知清政府。政府主政諸人不加斷決，囑李鴻章自行出奏。李以政府既不反對，遂將袁兩次在韓功績並其條陳及大院君赦回與清國有益之旨，奏達清廷。奉旨賞袁世凱以知府用，並加三品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