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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親在提出這門親事的時候，已經是在自己決定要做皇帝之後了。他既不準備讓溥儀復辟，當然他就沒有必要在事先取得“國丈”的地位。那麼，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可能是，他鑑於在清帝退位的時候自己玩的手段，很惹起一些皇族的不滿。因而藉此來緩和一下矛盾，從而使他們在自己稱帝的時候，不至於公開表示異議。這件婚事最後沒有成功，原因可能是清室不肯“俯就”，也可能是由於我的積極反抗。

　　  但是，我父親對於二哥的婚事，卻是另一種方式。我父親在直隸總督任上，有一年他領著二哥由天津到北京頤和園給西太后拜壽。那時二哥已經七八歲了。西太后接見了他們父子，她看到了二哥那很聰明的樣子，非常喜歡，就提出來要把她娘家的侄女配給二哥為妻。我父親當時“奏明”我二哥從小已經定了婚，這才作罷，實際上，二哥是沒有定過婚的。因此，我父親在回天津以後，為了避免自己的“欺君之罪”，就暗暗四處托人為二哥說親。當時的條件是，只要姑娘本人好，至於娘家的門第、貧富都可以不必理論，就這樣定下了劉家的姑娘。劉家很窮，所以陪送的一切東西，都是由我們家代辦的。親事說定了以後，接著便在天津署內舉行了婚禮，這樣，我父親才算把和西太后所說的謊話給圓上了。  

　　  現在，談一下我父親所定的從姨太太以下的月費的數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費是80元到100元。原來是，每生一個孩子，加給月費3元，到了中南海後改為加6元。二姐姐和我特殊，月費都是30元。每月月費由“帳房”按著房頭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當姨太太們需要購買一些特別的東西如衣料、首飾等等的時候，總是用一張白紙條寫上需用的款數，請我父親在條上批示，然後再由“帳房”將款送來。這種特殊費用，她們總要等到我父親高興的時候，才敢拿出條子請他批示，不然是會碰釘子的。還有另一種要錢方式，那就是買好東西，開好了帳單，請我父親在帳單上批了“照付”後，再送交“帳房”取款。一般說，這種帳單的款數都是比較小的。

　　  我父親所用的“管事的”，主要有兩個人：一個是申明善，一個是符殿青。兩個人都兼著“帳房”的職務。申明善小名狗子，從十一二歲起就在我們家當差，人極聰明能幹，很能得我父親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帳房”以外，還專門擔任著替我父親“置辦”姨太太和丫頭的任務。像上面所談過的六、七、八、九4個姨太太和在我身邊伺候的幾個揚州籍丫頭，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置辦”來的。此外，他還兼管傳戲。我父親在彰德隱居及以後在中南海的時期，每次唱堂會，都是派他一手辦理的。除此之外，我父親在居仁堂樓下辦公和會客的時候，隨身在房伺候的一共是4個人，申明善也算其中的一個，另外還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和何致祥、馬其昌3人。替我父親總管北京、天津兩地房產的是袁乃寬字紹明，是我父親後認的本家。。管理彰德地產的是徐天成。  

　　  我們稱呼男傭人為“老伙”。前在東華門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標是我們家的老傭人，我們都叫“袁伙”，稱呼女傭人為“干”，如張干、李干。多年的老傭人，如果死了，在稟了我父親之後，按他當差的年限“賞”給喪葬費和撫恤費。如果這個人另有功勞，那麼，我父親就不但要給他全家的用度，並且還讓他的家屬跟在一起住著，以便有所照應。在禮節上，對他們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規矩，一個老傭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兒媳們卻必須在一旁站著。至於那些買來的丫頭，如果歲數大了，一般地說，都是通知她家裡人把她領走。有那實在不願意領走或是丫頭本人不願意走的，就暫時仍然留住，以後遇有合適的對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專館和他對子女的教育

　　  我父親對於兒女的教育，主要的是採用專館家塾。教育的辦法。這個辦法，從他在天津做直隸總督時就已經開始採用了。當時只有女館，所請的老師也是女的。設女館的用意只是讓他的幾個姨太太讀些書，我們大一些的姐妹們跟著認識些字罷了。後來，他在軍機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錫拉胡同的時候，和以後被罷職住在彰德時，也都只設女館。至於四哥、五哥、六弟，當時都留在天津讀書。他們有的時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個短時期，然後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別成立了兩個專館。

　　  兩個專館的規模以及課程安排，都和一般學校沒有什麼差別。這就等於在自己家裡成立了兩個學校。我父親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財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數的了。但是，他卻從來沒有到專館去檢查過兒女們的功課。以女館為例，他從來沒有把女教師請到他的辦公室和她們研究一下關於教學上的事情。逢年過節，女老師前來給他拜年、拜節，他總是“擋駕”不見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來請安的時候，經常囑咐他們要好好念書，也對二姐和我說過同樣的話。可是他既沒有當面考核過兒女們的功課，也沒有對兒女們說過應當怎樣念書才算是好。

　　  下面簡單地談一下關於這兩個專館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