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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炎大怒：你真是個將種！
胡芳卻反唇相譏：北伐公孫淵，西拒諸葛亮，這樣的人不是將種又是什麼？
據說，司馬炎竟滿臉慚愧。
司馬炎確實應該慚愧，但不是因為司馬懿曾經擔任過軍職，而是因為他和他王朝的虛偽。這個靠陰謀詭計和巧取豪奪建立的帝國，可謂集貪婪、奢侈、殘忍、狡詐、荒淫於一身，高高舉起的卻是儒家倫理的道德旗幟。
旗幟是必需的。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力量。旗幟上寫著“仁義道德”四個字，則是為了與曹魏相區別。曹操是堅持“法家寒族路線”的，諸葛亮也一樣（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卷《三國紀》）。士族儒家的司馬政權當然必須反其道而行之，這是他們的立國之本。
然而實際上的作為又如何呢？弒君篡位是不忠，廢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殘是不悌，濫殺無辜是不仁，爭權奪利是不義，喪權辱國是無能。請問，儒家倫理安在哉？但只見：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結果又是什麼呢？
中華帝國的精神支柱轟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學說。獨尊儒術之後，經過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經成為漢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維繫了兩漢三百多年的穩定，怎麼說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學本身也有問題。
問題出在儒學變成了官學（正式稱謂叫經學）。官學是有權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這兩條都決定了儒學必將失去春秋戰國時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條化，變成讓人討厭的東西。
事實正是如此。
兩漢經學的特點，一是繁瑣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說，咬文嚼字，裝神弄鬼。比方說，五個字的經文，可以寫出兩三萬字的註解。普普通通一句話，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義。請問這還是學術、還是思想嗎？
當然不是。
因此，兩漢經學發展到後來，就連統治者（比如王莽和劉秀）都感到厭煩，更不用說真正有頭腦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於是進入魏晉以後，上流社會便“家棄章句（拋棄儒學），人重異術（以非儒家的異端邪說為時尚）”，一股新穎先進的思潮以燎原之勢席捲天下。
首先興起的是玄學。
玄學是魏晉時期思想文化的標誌性成果，玄學家主張的則是清談或玄談。顧名思義，其特徵並不難想見：遠離政治，迴避現實，無關道德，蔑視俗務，只關心高深玄遠的理論問題，嚮往超凡脫俗的高雅生活。
這是一種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純粹哲學。
如此哲學，對於重倫理、重政治、重現實的儒學當然是強烈的衝擊，何況還有佛學推波助瀾。東漢時傳入的佛學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國”，卻受到知識界和統治者的普遍歡迎，豈非改天換地？
佛學是外來文化，玄學則是內部反對派。儒學遭此內外夾攻，實際上已無招架之力。沒有了這根精神支柱，兩漢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線崩潰。
沒錯，這是一個無望的時代。國土四分五裂，政權頻繁更迭，時局瞬息萬變，戰火連綿不絕，誰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內。
魏晉之亂，首先在人心。
亂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實上，正如有春秋戰國的禮壞樂崩，才有百家爭鳴；有漢末以後的腐朽潰爛，也才有魏晉風度。不同的是，百家爭鳴備受推崇，魏晉風度卻褒貶不一。其中奧秘，則正是需要我們去探索的。
第二章 人物
英雄與奸賊
身敗名裂的王敦是東晉第一叛臣，也是東晉第一英雄。他的氣焰囂張，他的飛揚跋扈，他的鎮定自若，他的睥睨一切，都讓後人極為嚮往。 沉默良久之後，許劭回答了曹操的問題。
這時的曹操還是年輕人，許劭則早已是東漢末年著名的評論家，每個月的初一都會對當時的人物發表評論，叫“月旦評”（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許劭點評過的立即名聞天下，難怪曹操要去見他。
然而身為名士的許劭，卻看不起這個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則使出渾身解數，用近乎耍無賴的辦法逼許劭表態。萬般無奈之下，許劭給出了這樣的評價：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
據說，曹操竟歡天喜地而去。
曹操當然要高興的。因為這時他還籍籍無名，甚至被人鄙視，只有太尉橋玄對他另眼相看，認定他是將來安定天下的人。就連曹操去見許劭，也是橋玄的建議。
其實橋玄也有點評，而且與許劭相似：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
這個故事在當時肯定廣為流傳，而且有各種版本。但最為後世認同的，是這樣十個字：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從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標籤。
標籤顯然從橋玄和許劭的說法演變而來。他們都使用了兩個詞：奸賊，英雄，合起來就是奸雄。
然而三個版本的意思卻不相同。按照第一種和第二種說法，曹操活在治世就會害人，活在亂世反倒對了。第三種說法則相反，儘管這個說法據說也是許劭的。
沒必要弄清楚哪一個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為無論哪種都承認曹操不是尋常人等。實際上在漢末魏晉時期，英雄與奸雄或者梟雄，並沒有太大的區別，而且“英雄”這個詞也是有明確定義的：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