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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麼樣，即使反應遲鈍如汝南王，也看出來靠這一千兵馬是成事不足的，想要讓自己說話更有分量，必須手裡握把刀。所以到汝南王施政的首要大事就是拉攏禁軍，他老人家宣稱要“論誅楊駿之功”，統計了參與政變的禁軍將領人數，然後大手筆，一次性封侯一千零八十一人。
這一幕是不是很眼熟？就在不久前，還有人在先帝靈柩前大賞群臣籠攏人心來著。接下來還有眼熟的，還記得那個尚書左丞傅咸麼？當初勸過楊駿不要濫封濫賞的那位，現在他已遷官為御史中丞了。
傅咸寫信給汝南王，勸誡汝南王不要走楊駿老路。傅咸說，這次政變應該歸功於皇帝的英明領導，殿下卻如此濫行封賞，“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會使大家以後都希望國家有亂事，好渾水摸魚。如此一來就很危險了，此前東安王司馬繇行賞誅伐隨心所欲，已經招來了不滿，本以為殿下會矯正這種錯誤，沒想到反而變本加厲，群臣“莫不失望”。我傅咸“愚冗，不惟失望而已”，還十分替殿下你擔憂啊。
與當時楊駿的態度相似，汝南王對一切諫言都置之不理。這種態度可以用來對付傅咸這種文官，但如果將楚王也視為空氣，那就很危險了。
汝南王偏偏就這麼做了。
就如傅咸在信里所說的，“在討伐楊駿的時候，（汝南王）遠在許昌，許多事情並不了解”，現在風平浪靜了，汝南王卻來搶功，楚王肯定是有情緒的。而汝南王不僅不安撫楚王，還插手楚王的禁臠，試圖到禁軍裡面去拉關係，這分明是在挖楚王的牆角。
楚王還沒來得及發怒呢，汝南王又馬不停蹄地做了一件火上澆油的事。
汝南王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宗師”。所謂“宗師”相當於司馬家族的族長，對司馬氏宗室“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由於職務之便，汝南王對於司馬家族內部的家長里短十分熟悉。汝南王知道哥哥琅琊王司馬伷的兩個兒子：東武公司馬澹與東安王司馬繇，兄弟倆一向不合。
東安王司馬繇的為人，從他殺人如草芥就可見一斑，但是《晉書》還是替他找了一些好辭來掩飾，說他“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言下之意，他還算是一個好人。
東武公司馬澹比他弟弟更不如，連《晉書》都找不到詞替他掩飾，只好實話實說，說司馬澹“性忌害，無孝友之行”。據說他一直眼紅司馬繇在外面名聲比他好，一直妒忌父母從小對司馬繇的寵愛勝過他。因為這個可笑的原因，他對司馬繇“惡之如仇”，經常到處造謠詆毀司馬繇。
汝南王當政的時候，東武公正在洛陽擔任中護軍。中護軍手中的禁軍兵權是汝南王正迫切需要的，所以東武公也成為汝南王要重點拉絡的對象。東武公見縫插針，向汝南王進弟弟的讒言，他說：“司馬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
汝南王也早就想處置東安王，東安王殺人如麻，罪行是人所共睹、記憶猶新的。可是，東安王畢竟新立了大功，這麼早就過河拆橋，汝南王還是心存顧忌。
汝南王正在考慮找什麼藉口向東安王發難，東武公就將藉口送上門來了。在傅咸寫給汝南王的信中，早已經提到了東安王濫殺無辜，群臣有不平之聲；現在連東安王的親哥哥都看不過去，不惜大義滅親，可見東安王確實罪惡滔天，不嚴懲不足以平民憤。
汝南王擺出一副替天行道的嘴臉，要替文鴦等人報仇雪恨。
元康元年三月庚戌，汝南王進京輔政的第八天，惠帝下詔追究東安王司馬繇的罪行，內容包括：矯詔、擅殺東夷校尉文鴦等。惠帝罷免了東安王一切官職，以公就第。後來聽說司馬繇不服判決，有大逆不道的狂悖言論，於是又褫奪東安王王爵，廢黜為庶人，發配遼東帶方郡（在今天的北韓境內）。
司馬繇遭貶當然是罪有應得，但是這不是正義的勝利，而是權力的勝利，它遵循的是叢林法則，即誰的力量大，誰就掌握話語權；強者對於弱者，有生殺予奪的支配權。這個法則將貫穿“八王之亂”的始終、貫穿整個兩晉南北朝、貫穿中華幾千年一切盛世與亂世。
東安王的被貶震動了楚王。楚王與東安王的關係就如當年的韓信彭越黥布，功戚一體，昔日彭越的死激起了黥布的謀反之心，如今東安王的下場肯定也會令楚王兔死狐悲。楚王也許不用擔心鳥盡弓藏，但是原本就已憤憤不平的心情再被如此橫拉一刀，依著楚王“狠戾”“剛愎好殺”的脾氣，難免會有揮刀砍人的衝動。
不過楚王當時並沒有什麼大動作，這可以看做是他成熟了，懂得了克制；也可以看做他在養精蓄銳，等待時機；再或者，也可以猜測為楚王有動手的衝動，但一時找不到動手的藉口，畢竟沒有詔命擅動京城兵馬，那可是謀逆的大罪。
不管是出於哪種原因，楚王與汝南王之間原本就很脆弱的關係更加雪上加霜。而汝南王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在刀口上遊走，他正心情大好的與衛瓘商議著如何重組政權。
也許是因為洛陽城中無可用之人，也可能是汝南王不得人心，得不到群臣的擁護，汝南王覺得人才緊缺。他的解決方式是讓惠帝下詔，“群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就是要從地方選拔官員入京任職。汝南王的動機一目了然，就是要培養自己的親信，但是這一措施必然會遭到洛陽那些京官的反感。傅咸就曾勸阻過汝南王，可惜汝南王又來個充耳不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