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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糾纏惠帝朝十年之久，引發過多次政變的皇嗣問題再次浮出了水面，倒霉的齊王何其不幸。

　　  當時武帝還剩五個兒子、若干孫兒，等他們死光了才可能輪到齊王，所以按血緣親疏，齊王是肯定不可能成為嗣君的，他要做的是從武帝的子孫中選出一個來，立為皇太弟或者皇太子。

　　  這本是齊王投桃報李的良機，他可以立成都王為皇太弟。成都王當時手握重兵、譽滿天下，被立為嗣君那是人心所向，如果齊王順水推舟促成其美，那麼齊王這個中央執政者與成都王這個地方上最強藩鎮將結成牢固聯盟，無人能夠撼動。對於國家而言，對於齊王、成都王個人而言，都應該是件好事。

　　  但是齊王捨不得這來之不易的權力，惠帝只是一個泥塑的神像，如果成都王被立為皇太弟，那麼他就理所當然地成為朝政重要參與者，甚至成為執政者。齊王獨斷專行慣了，讓他分權無異於虎口奪食。

　　  同樣的道理，齊王也不可能選擇武帝的其他幾個兒子，長沙王、吳王、豫章王因此也被排除在外。齊王於是從武帝的孫兒中挑選皇嗣，最後他選中了年僅八歲的清河王司馬覃。司馬覃是第二任清河王，他的父親司馬遐已經在兩年前病死了，所以司馬覃對齊王不構成任何威脅。

　　  齊王拿定主意之後才到鄴城諮詢成都王的意見，這種事成都王無法毛遂自薦，即使並不情願，也只有吃啞巴虧，表示贊成。  

　　  於是永寧二年八月癸卯，惠帝下詔冊立侄子司馬覃為皇太子，天下大酺五日，同時又給齊王升官為太師，東海王升官為司空。

　　  齊王此舉算是把成都王徹底得罪了，在成都王眼裡，齊王這是在以怨報德，自己做出如此重大的讓步，最終卻一無所得。這種心理可能是成都王轉變對權力態度的重要原因。

　　  而齊王得罪的不僅僅是成都王，還有長沙王，甚至得罪的更深。論長幼，長沙王是成都王的兄長，排行更靠前；不過以長沙王的智慧，當然知道自己是不可能成為皇太弟的，他恨齊王另有理由。

　　  司馬覃並不是武帝的長孫，在司馬覃之前的還有楚王的兒子司馬范。齊王認為司馬覃是清河王正妃周氏所生的嫡子，也就是武帝的嫡長孫，所以他捨棄了司馬范，但這只是一個藉口，真正原因是司馬范不好控制。長沙王是楚王胞弟，司馬范如果被立為皇太子，他必定親近長沙王而疏遠齊王。

　　  齊王確實心機深沉，可惜這心機加速了他的死亡。

　　  當時有許多人已經預料到齊王難有善終。擔任齊王主簿的顧榮與東曹掾的張翰就很擔心自己會給齊王陪葬，兩人於是終日酣飲，不務政事。顧、張都是旅宦洛陽的江南吳人，結果仕途險象環生。張翰因此感到厭倦，他原是豁達之人，被人比做名士阮籍，被稱為“江東步兵”（註：阮籍曾擔任步兵校尉，世人因此稱之為“阮步兵”）。不久秋風蕭瑟洛陽漸寒，張翰想起南方溫暖的家鄉，想起江南的菰菜、蓴羹、鱸魚膾等美味，張翰於是長嘆說：“人生貴在愜意自得，何必要為功名爵位這些身外之物羈宦數千里呢！”  

　　  張翰決定拋棄官職返回江南，臨行前邀顧榮同行，顧榮苦笑不已，張翰明白他的意思，說：“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像你這樣享譽四海的名士，會被盛名所累，難以脫身世外。我本是志在山林的閒雲野鶴，沒有聲望，所以來去自由。我先回江南了，你要謹言慎行，以防捲入災禍，要給自己留有後路。”言罷，兩人揮淚作別。

　　  顧榮此後整天沉醉，他的內心苦悶不已，寫信給朋友說：“我作為齊王主簿，常常擔心會有無妄之災，每每見到刀與繩，就有自殺的衝動，這種惶恐是你們無法想像的。”

　　  後來齊王看顧榮實在是不稱職，但他是江南名士享譽天下，不好責罰，於是將他轉調閒職做中書侍郎。這正中顧榮下懷，顧榮做中書侍郎之後就不再濫飲，於是就有人很奇怪，問他：“為何前醉而後醒呀？”顧榮擔心消息走漏得罪齊王，只好繼續假裝酒鬼。

　　  對比於顧榮的明哲保身，另一名來自江南的齊王僚屬則要盡職得多，這個人是就任於大司馬賊曹屬（一個負責治安的機構）的孫惠，來自吳國富陽。

　　  孫惠替齊王分析形勢，他說，自從惠帝即位，十一年來“人不見德，惟戮是聞”，“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對此人人都是有責任的，而執政者必須做出表率，長沙王、成都王都是“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註：這是套用西周初的典故，當年周武王分封諸侯，魯國國君姬旦、衛國國君姬封都是武王的弟弟），他倆“計功受賞，尚不自先”，齊王卻獨攬朝政，這種行為就是“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不僅有損聲威，而且還會引來災禍。  

　　  所以，孫惠勸齊王將政權移交給長沙王與成都王，解職歸藩，這樣才可以避開禍難，並且能夠獲得清譽。

　　  孫惠是在白費口舌，史書上說“冏不納，亦不加罪”，冷處理了。三諫不從為逐客，孫惠於是辭官避禍，逃回家鄉江南富陽去了。

　　  孫惠的不辭而別並沒有引起齊王的警覺，據說當時齊王依然大宴小宴不斷，鶯歌燕舞，心情十分閒適。

　　  於是有侍中嵇紹屢次勸誡齊王居安思危，無奈齊王總是陽奉陰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