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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起身，諸侯王向皇帝跪拜一次；隨後皇帝坐下，諸侯王又跪拜一次，將拜賀的白璧呈上，再跪拜一次，這才算成禮。謁者走過來，引導諸侯王下殿，重新進入朝臣隊列。
全體朝臣朝賀完畢之後，皇帝入內休息片刻，然後重新回到大殿。謁者、僕射跪奏：“請群臣上。”
於是重複先前的那一個過程，在謁者的引導下，朝臣們依次上殿向皇帝敬酒，期間太樂令一直在指揮太樂隊奏樂。
敬酒完畢，皇帝傳命百官就席、傳食，太官令、大司農、尚食等官員已安排好餐食，百官謝恩之後就席，太樂令又開始指揮奏樂。
然後，君臣開始吃飯，之後又有一系列費心費力的儀式需要一絲不苟的執行，一次朝會可能要耗掉一天的時間。
由此可見，朝會是一種耗時又費力的儀式，它的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若論實際意義，估計皇帝和朝臣全都沒吃飽），它在視覺上、聽覺上、氣氛上追求一種莊嚴肅穆的感覺，可以令人心懷敬畏。它的作用是體現尊卑有序，維護朝廷與皇帝的威嚴，使臣民產生敬仰與依賴感。
但是對於皇帝來講，這種朝會卻是一個繁重的體力活。司馬衷不可能理解這種儀式的重要意義，這些繁文縟節絲毫不能讓他產生絲毫作為皇帝的優越感，只讓他感到厭煩與疲勞；而朝會的冗長而沉悶也會使司馬衷感到無趣。
很有可能，當臣子向司馬衷行禮的時候，一抬頭，卻看見皇帝正在躲在那十二根冕旒後面無聊並且不耐煩地打著哈欠，讓臣子面面相覷，心中無限悲涼。
皇帝要肩負的儀式義務不僅僅是主持朝會，按照傳統，皇帝每年有一系列儀式要出席，比如每年正月元辰，皇帝都應該到郊外進行象徵性的親耕，即皇帝自己動手耕作一塊農田，以祈求當年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司馬衷連這種象徵性的儀式也沒有能力出席，《晉書·禮志》上告訴後人：“自惠帝以後，其事便廢。”
事實已明顯，司馬衷根本沒有能力履行皇帝的義務，哪怕是最簡單的主持儀式，他也無法勝任。司馬衷對晉王朝的傷害並非僅僅是大權旁落那麼簡單，他在精神層面摧毀了群臣，也摧毀了黎民百姓對晉朝皇帝的敬畏與崇拜。
皇帝是天子，代表著上天的意志，這是歷來朝廷花了大力氣才樹立出來的信仰，但是這個信仰被司馬衷輕而易舉地打破。臣民發現上天派來的代表竟然是如此無能的廢物，則不免要去思考：老天爺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他已經放棄了我們？或者，司馬家的天下氣數已盡？
這種信仰危機後果是很嚴重的，惠帝一朝逆臣多如牛毛，這是原因之一。
三、兩位受驚的祖父
武帝遺詔中允許楊駿“止宿殿中”，給楊駿佩了“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做護衛，並且允許楊駿“持兵仗出入”禁宮的時候。所以楊駿一點都不低調，自從司馬衷登基，他就搬進太極殿，還調來一百名虎賁日夜伴隨左右。
這些舉動給國喪平添幾分殺氣。太極殿裡設有靈位，文武百官每天都要隨惠帝到武帝靈前哭泣，一進靈堂卻看見虎賁環侍，身邊刀光閃閃，令人心懼。
這個驚悚場面暴露了楊駿內心的虛弱與不安。武帝在世的時候，有這棵大樹撐著，無論楊駿在樹蔭下如何胡鬧，都不用擔心無法善後；如今大樹轟然倒塌，留下一片狼藉，楊駿這才認識到自己是如此單薄瘦弱，他感到非常無助。
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人，都認為這是楊駿咎由自取。武帝晚年看似體弱多病怠於政事，實際上朝廷的走向一直在他的謀劃下亦步亦趨。武帝要將政權、軍權分別交於不同人之手，所以他一方面讓楊氏權傾朝野，一方面又委任各宗室成員都督地方軍事、委任太原王氏的王佑職掌中央禁軍。武帝深知楊氏與宗室之間矛盾重重，但是沒有史料顯示武帝曾做出努力，讓雙方和解。外戚與宗室相互掣肘，共同輔佐新君，這才是武帝心中的合理格局。
相關部署從太康初就開始有步驟地實施，前後近十年。咸寧三年驅逐宗室成員歸藩、太康三年逼死齊王攸、太康八年對於各方都督的重新任命，還有貫穿太康十年的“三楊”兄弟對朝政越來越全面的控制，都是武帝的刻意安排。楊駿排擠衛瓘，雖說有欺君的嫌疑，但其實也是武帝默許的。
到了武帝快駕崩的時候，新朝堂的格局已經一目了然，朝臣們已經習慣了楊駿在朝堂上裝腔作勢，也已經預料到汝南王即將“都督中外諸軍事”，與楊駿一同輔政。誰曾想變生腑肘，楊駿利令智昏，竟然在武帝彌留的最後時刻使詐，成為唯一的顧命大臣。
一招不慎，全盤皆死。宗室被排除出顧命的行列，自然憤懣無比，而楊駿本人也陷入了騎虎難下的窘境。在他周圍，是一群居心叵測的同僚，正袖手冷笑；在禁宮之外，有一個輩分、地位都很高的汝南王，他的子侄輩都掌握著實權；如果楊駿的思緒足夠遠，他應當還會想到在千里之外，還有幾十萬大軍在默默操練，這些軍隊的統帥都是姓司馬的，這些司馬家兒或許正在勒馬長嘯，遙望洛陽呢。
在武帝生前，楊駿認為他只是一個苟延殘喘，可以玩弄於股掌之間的病夫；如今楊駿才發覺這個病夫設下了天羅地網，令自己的意志在死後繼續得以貫徹，楊駿只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已。這枚名叫楊駿的棋子任意妄為，破壞了棋局，因此陷入困境有成為棄子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