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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王據說“形美而神昏，不知書”（這話十分可疑，《晉書》下文裡說成都王臨死，問獄卒，五十可知天命？若真不知書，何以有此一問？懷疑又是後人妄污），他的決策常常會受帳下謀士的左右，幸好，當時成都王最信任的謀士是范陽人盧志，他是一個公忠體國顧全大局的人。
常山王在慫恿成都王的時候，或許是他天生嗓門大，更有可能的是他居心不良，存心製造矛盾，這原本應該十分機密的交談竟然讓在場許多人都聽到了。大亂之後人心所向當然是企望和平害怕戰爭的，所以“聞其言者莫不憂懼”。
而盧志擔心成都王犯糊塗，忙不迭趕來勸諫。
盧志說：“當初齊王的軍隊號稱百萬，卻與張泓僵持不能下，是殿下你徑直渡過黃河，撥亂反正，這等大功勳無人能及。如今齊王邀殿下共輔朝政，這是理所應當的，只是我聽聞一山不容二虎，時間長了肯定會有爭端。鄴城傳來消息，說程太妃偶染小病，不如趁機回鄴城，推崇齊王。殿下有此等謙讓的壯舉，日後肯定能令四海歸心，這是最好的計謀。”
成都王想了一下，經常山王這麼一鬧，二王肯定無法共存了，要麼刀兵相見要麼退避三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而要開打的話，齊王的軍隊比自己多，勝算不大，況且自己確實也沒有很大的權力欲望。
成都王於是決定回鄴城。
主意既定，成都王就果斷行事。謁陵歸來，惠帝在宮中東堂大殿召見成都王，成都王對皇帝哥哥推辭功勞，謝絕一功封賞與官職，說撥亂反正“此大司馬冏之勛，臣無豫焉”。然後極力讚譽齊王的功德。
當時洛陽城內雖然有成都王府邸，但出於安全上的考慮，成都王平時都居住在軍營里。他的軍隊駐紮在太學院，成都王不願再在洛陽逗留，覲見完畢徑直出宮，到太廟向列祖列宗道聲別，不回軍營，從東陽門出洛陽城，直接上道奔赴鄴城。
途中，成都王給齊王留了封信，表明去意。
成都王的信柬被送到大司馬府，齊王大吃一驚，當時他其實也在天人交戰，彷徨於戰爭與和平之間。在陰謀詭計中浸淫已久的人乍見真誠，都會驚愕得難以置信。齊王冷靜下來，立即跨馬出城去送別成都王。
齊王追上成都王是在洛城東北的七里澗，齊王極力挽留，成都王則絕口不提時事，只陳說憂心母親的健康，要回鄴城供養高堂。兩人依依不捨，最後灑淚而別。
這一幕是“八王之亂”中唯一令人感到溫馨的場景，即令作者這樣內心陰暗的陰謀論者，也絕不懷疑此時成都王的謙讓有假，不懷疑齊王的歉疚有詐。據說當時正好有百姓在場，這個場景使世人依稀產生了幻想，也許，這次天下真的要太平了。
可是很快這個幻想就破滅了，人們將看到成都王的軍隊再次殺出鄴城，攻向洛陽，齊王則身首異處，曝屍於城門之外。那個時候回首此時之情景，讓人只能空嘆世事之無常人心之難測。
成都王雖走，但齊王感激於心。他派遣駙馬王粹追到鄴城，再次宣詔任命成都王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劍履上朝”，給成都王加九錫。
成都王接受了官職任命，推辭加九錫，態度很堅決。但齊王態度更堅決，他再次派出使者，一定要成都王接受九錫，同時再次邀請成都王到洛陽，共同輔政。這次邀請就帶有表演性質了，齊王應該知道，成都王既然回到鄴城，就不可能二次赴洛。
果然，成都王還是不受九錫，並且再次推辭要留在鄴城供養母親，謝絕了皇帝的恩寵，也謝絕了齊王的好意。成都王的說辭一半是藉口，一半也是實情，程太妃愛戀鄴城不願意隨兒子去洛陽，而成都王是個大孝子。齊王見成都王始終堅持，於是作罷。
成都王捨棄了權勢，卻獲得了清譽。史書上說“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成都王趁熱打鐵，給自己麾下邀功請賞，追隨他的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石超等人都被封為公爵或侯爵；成都王又表請朝廷開官倉，賑濟因戰火侵擾而陷入困頓的陽翟百姓；成都王還以成都國國王的名義，收斂在黃橋一役中陣亡的將士，刊石立碑，嘉獎死者功績，同時成都王的仁心也推及敵人，趙王那方的陣亡將士也被他一併掩埋。
相比於齊王苦心積慮地謀奪執政地位，結果卻是自己往火坑裡跳。成都王的一系列舉措不僅鞏固了麾下的擁護，還收買了全天下的人心，顯得明智、有效而又實惠。
成都王一走，河間王孤掌難鳴，只好懷著對齊王的不滿退回關中；常山王勢單力薄，也只好表示臣服。危機解除了，洛陽完全落入了齊王的手中，齊王抖擻精神，開始應付朝政。
齊王首先做的也是籠絡宗室。惠帝的前十年齊王一直在洛陽，他冷眼旁觀了“八王之亂”的前半截，明白所有是非曲直。當年楚王和淮南王的冤死至今令世人惋惜，為了順應民心，也是為了取得常山王與成都王的好感，齊王給楚王與淮南王平反：
楚王司馬瑋被追贈為驃騎將軍，楚王的兒子司馬范被封為襄陽王，官任散騎常侍。司馬范很有氣節，十年之後的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司馬范與王衍等人一起被石勒俘虜，王衍對石勒奴顏婢膝，甚至向石勒勸進稱帝，其餘人等也紛紛向石勒乞求饒命，唯有司馬范神情儼然，呵斥同僚：“今日之事，何復紛紜！”最後從容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