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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成都王召集鄴城大小官員到丞相府議事，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危機。洞明世事練達人情的官僚們都知道，這種場合與其說是用來問計獻策，不如說是用來選擇立場表忠心的，此時的一言一語都會影響仕途，稍有不慎甚至可能招來殺身之禍。兩年前在洛陽，油滑了一世的王戎就因言惹禍，最後只得跳糞坑。這段佚事廣為人知，有這麼個臭烘烘的前車之鑑，此刻誰都不敢言語。
當時東安王司馬繇正在鄴城替母親諸葛太妃守喪，他是宗室前輩，也是朝中重臣，覺得有資格捋一下成都王的虎鬚，他說：“天子親征，殿下應該放下武器，縞素出迎請罪。”
成都王心中其實早已拿定主意，此刻他只盼著群臣識趣附和一下，製造一個眾望所歸不得不然的樣子，然後領兵出城把皇帝打個落花流水，沒想到竟然跳出這麼一個重量級的反對者。東安王的封國東安國與其父的封國琅琊國都與東海國毗鄰，僅這一關係就令成都王十分疑忌，但是東安王是族叔，成都王不便於大庭廣眾之下呵斥他，所以黑著臉隱忍不發。
東安王帶了頭，其他人就受到鼓勵，膽大起來。折衝將軍喬智明是鮮卑人，察言觀色不如漢人那麼機敏，他也勸成都王出城投降，迎接乘輿。成都王一肚子火氣總算有著落了，他痛斥喬智明：“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為群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
成都王指桑罵槐，這話是說給在場的每一個人聽的，其中“共事之義，正若此乎”八個字分量猶重，相當於在質問喬智明：“你讓我束手就刑，你是不是與我同一陣營？你是否對我忠誠？”
成都王如此態度，當然不會再有人不識趣，馬上就有司馬王混、參軍崔曠表示成都王英明，我軍應主動出擊，從持駕的歹人手中救出皇帝，其餘眾人也都唯唯諾諾。成都王很高興，撥出五萬大軍，給石超一個將功補過的機會，率軍出城迎敵、救駕。
盪陰，石超宛如天兵下凡，王師十萬大軍驚惶失措，狼奔豕突。
來時路上石超心中還很忐忑，不料甫一交戰，勝利就已在望。各地方援軍紛紛臨陣脫逃，稍有抵抗力的只有洛陽出來的禁軍，也是陣形紊亂毫無章法，被攻破只是時間問題。
惠帝坐在御輦上，周圍殺聲四起，頭頂箭矢飛來飛去，身前身後不斷有侍衛受傷倒下。敵軍士兵步步逼近，充滿殺氣的臉龐濺有血污。打到最後，陳眕、上官巳也帶著部分殘軍逃離戰場，風聲鶴唳日夜兼程，一口氣逃回了洛陽城；東海王也撂下惠帝逃跑，他知道回洛陽依然會有災禍上身，於是改向東南方向逃竄，目的是徐州下邳，尋找徐州都督、東平王司馬楙的庇護。惠帝北征的時候下詔要求司馬楙出兵，司馬楙沒有從命，這已經表明他不想得罪成都王，此刻東海王來投奔，司馬楙當然也不會接納，東海王走投無路，只好回到位於徐州中部的封地東海國，等候處分。
領袖們都逃了，隨扈的百官也當即做鳥獸散，他們的命運各異，有的逃回了洛陽，有的死在戰場，更多的是向成都王投降。惠帝被可憐而無助的撂在裝飾華美，顯示他帝王之尊的御輦上，輦身滿是箭痕，周圍橫七豎八堆砌著死屍，惠帝身中三箭，臉上也受了傷，鮮血直流。當時留在惠帝身邊護駕的只剩下嵇紹一人，嵇紹穿著朝服，下馬登輦，用身體遮蔽惠帝。石超的士兵巡逡而至，看到傷痕累累的君臣二人，從服飾上辨認出二人身份，這些士兵當時正殺得性起，惠帝不敢殺，那就殺嵇紹。士兵將嵇紹從惠帝身邊拉開，惠帝說：“忠臣也，勿殺！”
此刻聖旨已經沒有用了，士兵回復惠帝：“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說完手起刀落，將嵇紹斬殺於御前，血濺了惠帝一身。惠帝嚇得跌落草叢中，懷中六枚皇帝印璽（註：蔡邕《獨斷》：“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散落在地。
石超聞訊趕來，將惠帝接到自己營帳中。惠帝擔驚受怕半天，又累又餓又渴，石超獻上水，軍中沒有食物，就到附近摘了幾個秋桃，給惠帝聊以充飢。
石超派人回鄴城報捷。成都王大喜，如果惠帝死於此役，那就等於他當著全天下人的面弒殺親兄、弒殺天子，幸好惠帝無事，成都王派出中書監盧志去將迎接惠帝，石超派弟弟石熙隨行護駕。
當天黃昏，惠帝被移到鄴城外成都王的軍營里，盪陰之役以王師慘敗、惠帝被俘告終。
整個惠帝北征是一次混亂、拙劣的軍事投機行為，失敗是必然之勢。在軍事史上此役毫無稱道之處，但是它在兩晉政治史上的影響卻相當深遠。
眾所周知，“五胡亂華”的直接誘因是“八王之亂”中的東海王一派與成都王一派各自向胡人借兵，引狼入室。“八王之亂的最後一幕，即司馬越與司馬穎的對抗，由於各種勢力的參與，就進一步擴大化和複雜化，不再是單純的諸王之爭。對壘雙方，一方為成都王司馬穎、匈奴人劉淵、羯人石勒等等，另一方為東海王司馬越、鮮卑拓跋部、鮮卑段部和‘乞活’等等。敵對勢力陣線分明，冤冤相報，屠殺無已時，動亂愈演愈烈，仇恨愈結愈深。”（摘自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2005年修訂版，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