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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的問題解決了，但還有更棘手的新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如何使惠帝穿戴整齊。皇冠在戰鬥中摔壞了，左右請求摘下來修補一下，惠帝很合作；龍袍沾滿了血跡汗漬，左右請求脫下來洗洗乾淨，這次惠帝不合作了，他揪住身上的衣服，好像生怕別人來搶，一再告訴左右：“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惠帝自從到了成都王軍營就一直在哭，始終沒停下，此刻傻勁一發作執拗無比，任誰如何哄騙都無濟於事。成都王看著哥哥垂淚抱胸一臉憨態，可笑又可氣，還可哀。
正一籌莫展，有精通掌故的聰明人提醒成都王，在鄴城除了司馬家，還另有一個皇帝。成都王一點就通，他馬上派人到陳留王府，徵用天子御用衣物。
原來三十九年前晉武帝受禪之時，仿靠前輩魏文帝曹丕的作法，以對待天子的方式對待曹魏的末代皇帝曹奐。武帝封曹奐為陳留王，准許他在自己的封地繼續做皇帝，行曹魏的正朔，以天子的規格進行祭祀，上書也不用稱臣。曹奐此後一直居住在鄴城，兩年前（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剛病死，時年五十八歲，比晉朝大部分皇帝的壽命都長，晉朝廷追諡曹奐為“魏元皇帝”。如今的陳留王是曹奐的兒子，他必定不敢再自稱皇帝，但是他府上必定留有曹奐的遺物。
這個猜測馬上得到證實，陳留王當即送來天子紋衣，還有裝飾皇冠用的貂蟬、鶡尾等物，惠帝這才得以穿戴整齊的在鄴城亮相。
成都王的精心布置最後只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想藉此扭轉輿論的目的並沒有達到。當時也好，後人也好，都認為“盪陰之役”咎在成都王，都認為惠帝是成都王的俘虜，《晉書》中將北征的軍隊稱作“王師”，成都王與“王師”作對，自然就是叛臣。
平心而論，這件事上成都王其實有點冤，他指出御駕北征並非惠帝本意，而是受他人挾持，這確實是事實，但社會輿論其實並不關注是否符合事實，它只表達輿論傳播者的情緒而已。
成都王有三個問題經不起詢問：
一、如果成都王是忠臣純臣，怎麼忍心將天子的萬乘之體置於槍林箭雨之中，而惠帝果然就在戰鬥中挨了三箭、傷了臉頰，差點喪命？
二、如果隨扈北征的都是劫駕的逆臣，那該如何解釋嵇紹的捨命救駕？嵇紹的血不是潑在惠帝的龍袍上，而是潑在了成都王的臉上，洗都洗不掉。嵇紹死後隨即被公認為忠臣的典範，以至於成都王的盟友河間王也不得不作出姿態，要上書追贈他為司空，進爵為公；後來晉懷帝、晉元帝都先後給嵇紹追贈官爵，嵇紹最後被定爵為侯，官職為太尉，諡號為“忠穆”。四百年後，唐朝人奉旨修撰《晉書》，嵇紹的傳記被列入《忠義傳》，排列第一。
三、自從被立為皇太弟那天起，成都王的野心就昭然若揭，篡位自立只是時間問題，如今將北征詮釋為惠帝為了自保而先下手為強，這也無不可啊。
車駕進入鄴城的當天，成都王就讓惠帝宣布大赦，改元，這已是當年的第三次大赦、第二次改元。改元並不是新鮮事，令人詫異的是新年號竟然叫“建武”，惠帝從洛陽來到鄴城，無論詮釋為被挾持也好、御駕親征也好，都是灰頭土臉的事，與“建武”兩字根本扯不上關係；反倒是成都王打擊了禁軍俘獲了惠帝，正在耀武揚威。
很明顯，“建武”兩字不是說惠帝建立了新的武功，而是在誇耀成都王的強盛武力，這個跡象無比清晰地透露了成都王想做皇帝，並且他已經急不可耐。
成都王已等不得惠帝迴鑾，到洛陽再進行禪讓了，他打算撇開盟友河間王，以一己之力完成篡位。要做皇帝，首先當然是令天下歸心，成都王派人去東海國，試圖招回遁逃的東海王，東海王當然不會傻到自投羅網，沒有應徵。鞭長莫及，成都王也拿他沒辦法。
成都王接下來在鄴城裡搞整肅殺一儆百，以防止正式禪位時有人跳出來掃興，不幸淪為祭物的就是此前曾勸成都王出城投降的東安王司馬繇。八月初二，戊辰日，即惠帝入鄴後的第九天，成都王收押了東安王，公然在鄴城菜市斬首。
以東安王的顯赫身份，他的死當然震撼整個鄴城，群臣是否因此變得更加識趣了，這不得而知，因為成都王預謀中的禪位並沒來得及發生，但東安王的死卻促成了另一個皇帝的誕生。
司馬睿當年二十九歲，他十五歲時那年，父親司馬覲、也就是第二任琅琊王病逝，司馬睿嗣位成為第三任琅琊王。司馬睿韜光養晦，“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沈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跡”，因此始終默默無聞，“時人未之識焉”。此前司馬睿一直在洛陽，盪陰之役後與惠帝一同變為鄴城的俘虜。東安王是司馬覲的弟弟，也就是司馬睿的嫡親叔父，他一死，鄴城內最驚惶不安的就是司馬睿，這時幕僚王導勸他逃出鄴城，回琅琊封國去。
司馬睿連夜遁逃。據說當天夜晚月明星稀，鄴城防備嚴警，司馬睿無計可施，突然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守軍躲雨不暇，司馬睿趁機出城。
出了城仍有危險，原來成都王為了防止那些挾持來的朝臣遁逃，設下關卡，禁止顯貴官宦通過。司馬睿逃到河陽，被關卡擋住了去路，幸好有個叫宋典的隨從十分機智，他用馬鞭敲敲司馬睿，打趣說：“舍長，有令禁止貴人過河，你怎麼也被攔了？”關吏一聽來人身份僅是個舍長，於是開關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