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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朝換代空有其名，導致晉朝朝堂在建國之初就存在著嚴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們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間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輩，這裡面的恩恩怨怨不計其數，都被繼承了下來。在《晉書》中，關於開國元勛之間的矛盾衝突不絕於書，有些甚至已到了勢不兩立的程度。衝突原因則都被簡單歸納為個人道德的高下引發的分歧，不過顯然這種解釋失之籠統，失之膚淺。

　　  例如《晉書·賈充傳》記載了賈充與任愷、庾純的矛盾：“（賈）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

　　  《晉書·裴楷傳》記載了裴楷對賈充的不齒：“（裴）楷對（皇帝）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

　　  《晉書·和嶠傳》記載了和嶠對荀勖的鄙夷：“（和嶠）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勖為監，（和）嶠鄙（荀）勖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和）嶠始也。”

　　  《晉書·馮紞》記載了荀勖、馮紞與齊王攸的矛盾：“（馮）紞與（荀）勖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齊王）攸素薄（荀）勖。（荀）勖以太子愚劣，恐（齊王）攸得立，有害於己”

　　  《晉書·任愷傳》記載了任愷對賈充的仇視：“（任）愷惡賈充之為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賈）充病之，不知所為。”

　　  於是兩人相互陷害，賈充先設圈套要將任愷趕出中樞，計劃未遂；任愷反擊，也設圈套要讓賈充遠離中樞，到關中去帶兵打仗。賈充嚇個半死，急忙將女兒嫁給太子司馬衷，才避免了上戰場。

　　  《晉書·任愷傳》總結說：“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任）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賈）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

　　  對於皇帝而言，他很樂意看到臣子之間有適當的分歧甚至敵意，因為那會增加臣子對他的依賴，有助於他樹立君威，有利於統治。某些精於帝王術的皇帝甚至會有意挑撥臣子間的關係，好讓他有機會做偉大而公正的仲裁者，令臣子忽而感恩戴功，忽而震懾於君威難測，從而心悅誠服，不敢有異心。

　　  但是大規模的黨爭是所有皇帝都不願意看到的，因為那意味著失控，意味著分裂，是災難的萌芽，有能力掐掉這個萌芽的只有皇帝本人。可是司馬炎無法做出裁決，一方面他無法容忍這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鐵錚錚無法掩蓋的事實。

　　  那麼換一個兒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這樣做的風險只會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漢高祖當年動過換太子這個念頭，不僅沒成功，反而連累愛子劉如意被毒死；漢景帝也動過這個念頭，他成功了，但是廢太子劉榮不得不被殺掉以除後患；漢武帝更是不得了，逼得太子劉據發兵造反，父子倆在長安城內兵戎相見，死傷數萬人，如果不是僥倖有霍光這種賢良匡危濟世，大漢的江山只怕不用等王莽來篡奪，就已經終結。

　　  其次，即使新太子順利冊立，他不是嫡長子，所以嗣位有先天的致命的缺陷，倘若他像齊王攸一樣譽滿天下或者立有殊功，倒也可以補上缺陷堵住悠悠之口，偏偏司馬炎其餘諸子都還年幼，養在深宮無人識，都不足以服眾。新太子失去“嫡長子”身份的保護，在齊王攸面前更加不堪一擊。

　　  再次，倘若要另立太子，換哪個兒子才好？司馬炎當時兒子已經不少，後宮諸嬪妃許多來自高門大戶，朝中勢力錯綜複雜，此禁一開，人人進行政治投機要立這擁立之功，然後各自結黨交通，這朝堂就一片混亂了。原本齊王一黨與太子一黨就已經勢成水火，如果再冒出新太子一黨、諸王子一黨，一團混戰，那豈不是國將不國？

　　  當時國家內憂外患，江南未平，蜀中新歸附人心不穩，而在北方與西方，匈奴人、鮮卑人還有羌人不服朝廷，屢次叛亂。如果此時因為皇嗣的問題，使得中樞洛陽也人心浮動，甚至大動干戈，那後果還真是難測。

　　  想著想著，司馬炎背上全是冷汗。

　　  一開始司馬炎打算採取駝鳥政策，畢竟自己正值壯年，太子也還年幼，不妨先擱置不提。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皇帝在皇宮裡的式乾殿擺下宴席，請兩黨的首領賈充、任愷赴宴，趁著大家喝酒高興，皇帝說：“朝廷宜壹，大臣當和。”

　　  賈充、任愷立刻向皇帝俯首認錯。勸和的效果非常好，宴會很和諧，兩位宿敵相逢一笑，君臣盡歡大醉而歸。

　　  但是酒席上說的話都是算不得數的。賈充、任愷酒醒之後，一琢磨，以前吵吵鬧鬧的，心裡還顧忌著被皇帝知道了影響形象，現在皇帝都知道了，竟然沒有怪罪。這說明什麼？這說明皇帝的態度是無所謂啊，既然皇帝都無所謂了，那還有什麼好顧忌的？繼續吵！

　　  於是繼續斗得昏天黑地。

　　  司馬炎被鬧得頭痛死了，他意識到，指望那幫傢伙幡然醒悟、和平共處，看來是沒希望了。自己再裝糊塗，他們就要以為是真的糊塗了。司馬炎開始顯露自己的態度，不久，任愷、庚純先後被罷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