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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王的所得與他的身份與貢獻是不相匹配的。論親疏，他是武帝的兒子，惠帝的親弟弟；論功勳，他的軍隊是扭轉戰局的中流砥柱，是他擊潰了趙王的主力，率先進入洛陽。相比之下，除了首倡大義，齊王在各方面都要遜成都王一籌，齊王之所以能夠得志，是成都王謙讓的結果。
齊王對此心知肚明，於是他投桃報李，給成都王“錄尚書事”，魏晉以來朝政大權逐漸由三公九卿轉移至尚書省、中書省，“錄尚書事”即意味著有權參政議政，齊王此舉實質是在邀請成都王共同輔政。
但是此時的成都王並未對權力表示有很強的欲望，無欲則剛，成都王對於此次齊王主持的權力劃分並沒有顯示出不滿。
感到不滿的是河間王，他在這次博弈中可謂慘敗。論收益，河間王甚至不如常山王、廣陵公和新野公，後三者加官進爵，加的都是掌握實權的官銜，進的都是實實在在的爵位。河間王千里奔赴，卻僅僅得到一些虛職：“侍中”這個職位表示河間王以後有直達禁宮向惠帝奏事的權力，而“太尉”只是一個虛銜三公，並沒有指揮兵馬的權力。河間王在想要染指的政治領域，可謂顆粒無收。
河間王顆粒無收的原因是齊王的有意壓制。齊王痛恨河間王當時的騎牆行為，更加痛恨河間王事後湊過來撿漏，所以只給他一些虛幻的優寵，將其排除在參議政事的門牆之外。
河間王固然貪心不足，齊王也未免有些意氣用事，二王因此結下仇怨，導致日後的反目。
由這道詔書也可以看出皇權的微弱的趨向，說賞與罰是人君駕御臣子的兩大利器，此時這些利器已經失效。
如果賞罰分明，河間王不僅無功，反而還應當受罰，結果他卻升任三公；無獨有偶，幽州的王浚擁兵自重、首鼠兩端，惠帝不僅沒有降罪，反而給王浚官升一級，由寧朔將軍升任為安北將軍。
當罰不罰，當賞則在濫賞。在平時，封三公是不尋常的朝廷大事，皇帝要為此禱告天地，到太廟向祖宗備案；而加三賜之禮、加九錫之禮更是驚天動地的事情，幾百年才碰上一次。如今可好，惠帝一口氣封了三個三公，給兩個大臣加九錫，另一個加三賜。
顯而易見，這道詔書不符合惠帝的利益，只符合權臣們的利益。這次權力重新分配的博弈，其依據也不是功勞的大小，而是拳頭的軟硬、武力的強弱。
齊王在豫州滯留的兩個月並沒有白費，他帶足了兵馬才來，果然是深諳政治的有心人。
不過儘管齊王心思縝密，有的地方他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在分配利益的詔書下達之後，成都、河間二王仍賴在洛陽不走，齊王對此無可奈何。
亂世之中的政治話語權是與軍事實力相匹配的，齊王只是略勝一籌，並非一家獨大，雖然惠帝充當了仲裁，判給齊王執政權，但是齊王到手的僅僅是紙面上的權力，他根本無法號令天下。遠的不說，即使在區區洛陽城，缺乏成都王、河間王的配合，齊王就無法控制住局面。
當時洛陽匯聚了晉朝半數以上的軍隊，大大小小的軍事團體成百上千，每一支隊伍都代表著一方勢力，要求在新政權中分一杯滿意的羹。他們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為了增強競爭力，他們又相互結黨，最後形成三大陣營。齊王、成都王、河間王就是這三大陣營的核心。
所以齊王、成都王、河間王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也不是為自己一個人在戰鬥，身後那幾十萬軍隊是他們爭權奪利的利器，同時也是挾持他們的力量。三王必須餵飽麾下那些將領，滿足他們的野心。
惠帝詔書一下，三位王爺都成為三公，三公照例就要開府。
開府是一種優寵，也是種特權。普通的朝廷官員都有固定的辦公場所，如尚書有尚書台、御史有御史台、太僕有太僕寺等等，他們的同僚、下屬也全部由朝廷任命；享有開府殊榮的官員則不同，他們可以在自家府邸開設辦公衙門、處理政務，並且還可以自主徵辟屬官。
於是齊王、成都王、河間王在各自的官邸開府辦公，各自任用親信徵辟為掾屬。三王的身份全是都督，他們的親信也都是軍人，他們的衙門通行軍中號令，實權都掌握在軍人手中，文職官員只負責抄寫文書等可有可無的職務，這儼然是個軍政府。
齊王的開府地點是在他父親司馬攸的故居，史書上說齊王“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如此大興土木，一方面反映了齊王的驕奢，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齊王幾乎另立一套政府班子，使惠帝與朝廷完全成為擺設。另外二王想來也是差不多行徑，只是規模有所不及而已。
三王這些僭越違制的行為在當時就很引人非議，於是有侍中嵇紹直言進諫。嵇紹是“竹林七賢”中大名士嵇康的兒子。嵇康在四十年前被文帝司馬昭誅殺，嵇紹這人與司馬家有殺父大仇，卻是晉朝的頭號大忠臣，《晉書·忠義傳》里排名第一的就是他。
嵇紹寫信給齊王，說：“夏朝的大禹王、還有唐堯與虞舜這些古代賢王，生前都安居於茅葦搭建的陋室里，他們也因此顯示出賢德，留下了美名。華屋美宅，無益於拯救國家危亡，殿下大興土木為三王擴建宅第，甚至不惜為此毀壞太樂寺等建築，這豈是如今當務之急？如今大亂甫定，天下人翹首以待，盼著朝廷的惠政，請殿下居安思危，停止這些奢華的營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