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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可以有力證明，晉朝表面上亡於外患，實質是亡於內亂，與其一味譴責“五胡亂華”的狼子野心，不如先譴責司馬家兒自壞長城。“五胡”在起始階段都只是烏合之眾，只要中央調度、地方協同，剿滅他們是輕而易舉的事。“五胡”之所以成燎原之勢，並非那時漢人力不如人，而是漢人忙於內鬥，中央政令不行，各地擁兵自重，見死不救甚至以鄰為壑，最終被各個擊破。
而在長沙王執政時期，晉室山河雖然日漸支離破碎，但是希望還是一息尚存。如果河間王在這時能夠收斂貪慾，派兵入蜀助剿，則光復益州指日可待；而蜀中平定，那麼荊州、江南的民變就不可能發生；如果此時成都王積極回應長沙王，則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洛陽以東、以北諸州就可免於戰火，匈奴人劉淵、羯人石勒就無機可乘。消弭兵禍之後，成都王與長沙王以至親的身份夾輔皇室，實現晉室中興也未嘗沒有可能。
但這只能是假設了，儘管長沙王表現出相當大的善意，無奈樹欲靜而風不止，作為“八王”之中最有才幹的一位王爺，長沙王的結局最為悲慘。
禍胎依然是李含。
他領著關中軍無功而返，自然是很不甘心，不久洛陽傳來消息，仇人皇甫商不僅沒被清算，反而得到重用，成為長沙王的參軍。李含費盡心機，到頭來枉作小人，還替他人做了嫁衣，氣得差點發瘋。
長沙王重用皇甫商是合乎政治邏輯的。皇甫世家在關中盤根錯節，皇甫商的兄長皇甫重還擔任著秦州刺史，這些都是用來牽制河間王的重要砝碼。
李含也認識到這一點，於是他計劃先剷除皇甫重，李含對河間王說：“皇甫商被司馬乂所信任，皇甫重終歸不為我用，這是一大隱患，必須除去。”為此，李含設計了一個調虎離山的陷阱：先由河間王上表朝廷將皇甫重調離秦州，到洛陽做京官，皇甫重進京赴任，途中必經長安，河間王只需守株逮兔就可以將其擒獲。
這個計劃很周全，無奈皇甫重在朝中也布有耳目，河間王的奏章剛到，隨即就有人六百里加急趕赴秦州通風報信。
皇甫重也不是良善之輩，得悉陰謀豈能忍氣吞聲？他的反應迅速並且劇烈。幾天後，洛陽尚書台收到了來自秦州的露檄（註：露檄就是古代政府用於征戰的公告），內容是檢舉關中都督河間王司馬顒任用李含這種奸佞，將要在關中作亂，秦州刺史皇甫重洞察其姦情，將率領秦州六郡將士為國除害，剷除李含。
這種擅自興兵的行為當然不可能得到朝廷讚許，而且長沙王此刻並沒有下定決心要與河間王翻臉，但是秦州山高皇帝遠，皇甫重一意孤行長沙王也是鞭長莫及。為求息事寧人，長沙王讓惠帝派出專使，到關中勸皇甫重罷兵。
等使者帶著詔書、節杖，風塵僕僕抵達秦州，為時已晚，雙方軍隊擺開陣型酣戰正歡。原來秦州六郡內部也有矛盾，秦州刺史管轄下的隴西太守韓稚與皇甫重一向不和，河間王乘虛而入，下令韓稚和金城太守游楷糾合秦州涼州四個郡的郡兵，進攻皇甫重。游楷出身金城游氏，與金城麴氏是當地兩大豪強大戶，秦涼兩州有一首民謠形容這兩戶的富足強盛：“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
這一仗表面上是河間王在利用關西諸豪強之間的矛盾來對付皇甫重，實質是這些有野心的世家大族眼看亂世將起，想渾水摸魚趁機擴充勢力範圍。這一仗曠日持久，從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春季一直打到永興二年（公元305年）夏季，以皇甫重兵敗被殺告終。那時李含、皇甫商兩個始作俑者已經死去，長沙王已經死去，河間王也離死不遠。在此役中獲勝的韓稚、游楷也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權勢，數年之後，秦州就落入匈奴人之手，這又是個同族鷸蚌相爭，結果被異族撿漏得利的大敗局。
使者勸和未果，灰溜溜回到洛陽。長沙王見地方勢力如此跋扈，視中央權威如無物，又氣又無奈。生完了悶氣，長沙王覺得李含這人留在關中實在是個禍害，就讓惠帝任命他為河南尹，調到洛陽任職。
河南尹負責京畿治安，是握有少數兵權的重要職務，長沙王此舉也含有籠絡的意思。誰曾想李含這人實在鬼蜮，他是帶著陰謀而來的。到洛陽後，李含多方積極走動，主要做兩件事，一件是繼續說動長沙王召回皇甫重，另一件說起來驚心動魄，李含要謀殺長沙王。
李含一到洛陽，皇甫商就密切注意著他的行蹤，很快皇甫商就發現了李含的秘密。有一天，河間王的黨羽之一、侍中馮蓀又來遊說長沙王召還皇甫重，等馮蓀走後，皇甫商向長沙王報告了李含的可疑行跡和陰謀，接著他對長沙王說：“河間王的全部奏摺都是李含的主意，不及早除去此人，禍亂將至。此前河間王的借刀殺人之計，也是李含提議的陰謀。”
當初河間王借刀殺人的痕跡如此明顯，長沙王顧全大局所以佯裝不知，但他沒想到忍辱負重的後果，竟然是招來變本加厲的謀害。是可忍，孰不可忍？長沙王新仇舊恨一起算，在洛陽範圍內清肅河間王黨羽。
清肅的結果是李含、馮蓀，還有中書令卞粹，被斬首於洛陽東市；河間王另外兩個黨羽，諸葛玫與牽秀逃得快倖免一死，當時通往關中的道路已經被封鎖，兩人轉向東北鄴城方向逃竄，到了鄴城之後諸葛玫散布謠言，極力慫恿成都王向洛陽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