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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含一死，河間王的鬼蜮伎倆就暴露於天下。河間王索性明火執仗，準備派兵到洛陽來取長沙王性命，但他不敢單獨行事，於是派出使者去聯絡成都王。
這時是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七月，長沙王執政的第八個月份。
三、荊揚有寇
河間王趕上了好時機，當時成都王剛剛在荊州碰了個釘子，正憋著一肚子火要發泄。
這釘子碰得十分曲折，說來話長，但不得不交待一下，因為這個釘子決定了歷史的走向，直接影響日後東晉的建立。
荊州是三國時期唯一魏蜀吳都曾染指，並且動用重兵多次發生大規模會戰的地方。史上有名的幾次戰役，比如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戰（公元208年）、建安二十四年的樊城之戰（公元219年），還有吳蜀之間的夷陵之戰（公元222年），全都發生在荊州。為什麼三國的梟雄們不約而同的重視這個地方呢？原因無他，荊州的戰略地位實在太重要了。
長江發源於巍峨的唐古拉山，它從海拔六千米奔騰而下，其流滾滾，衝過蜀中、巴中，衝出崇山峻岭之後，就進入了荊州。此時江面變得開闊，利於航行，但是海拔與下游依然有數百米的落差，因此水流依然湍急，順流而下，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在江南任何一個地方現身，令人防不勝防。具體這速度有多快？我們可以參考李太白名句“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白帝城在梁州巴郡境內，尚在荊州以西。
所以荊州一直被視作江南的西大門，以前孫吳政權就在此屯有重兵，著名的晉將羊祜與吳將陸抗頗有君子之風的對峙，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發生，當時孫吳流傳這麼一句話“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後來晉國大舉伐吳，功勳最大的是來自益州的水師，由龍驤將軍王濬統帥，王濬在荊州與吳軍交戰，幾乎使孫吳水師全軍覆沒。荊州失守之後，江南敗局就成定局，王濬直指金陵如入無人之境，迫使孫皓黯然出降——從軍事角度而言，得荊州者得江南，說荊州是南中國的東西要衝，這絲毫不過分。
而荊州的重要性不僅限於威懾江南，同時它還是中國南北要衝。
漢江是長江最大的一條支流，它發源於秦嶺，呈南北走向，漢江的大部分流域都在荊州境內，它與長江的匯合處也在荊州。從荊州溯漢江而上，可以抵達漢中，可以出奇兵威脅隴上；而渡過漢江向東北方向進發，就是一馬平川的平原，可以長驅直入奔赴洛陽、許昌等名都大邑。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大舉進攻荊襄，包圍樊城水淹七軍，占領荊州的絕大部分，引起了中原地區極大的恐慌，曹操甚至一度打算遷都——由此可知荊州也是中原的西南門戶。
鑑於荊州非同尋常的重要地位，所以晉武帝臨終特意安排兒子楚王司馬瑋去接管荊州。晉武帝始料未及的是楚王很快捲入政治傾軋死於非命，荊州軍事大權幾經易手，最後落到新野王司馬歆的手中，可謂所託非人。
新野王成為封疆大吏純屬偶然，他是扶風王司馬駿的兒子，血緣上離趙王司馬倫比較近，因此得到趙王重用。趙王篡位，新野王被派往鎮守荊州，實際上他的才幹不足以勝任這一要職，史書上說他“謹身履道”“以孝聞”，沒有治國的才能，是個優柔寡斷的庸才。這種人在太平歲月尚且可以濫竽充數，一逢亂世就原形畢露了。
齊王起兵，新野王作為馬前卒，與齊王一同挺進洛陽，齊王投桃報李，給新野王加官進爵，進一步鞏固他在荊州的統治；後來齊王遇難，長沙王上台，新野王擇木而棲，跳向最粗壯的枝頭，頻頻向成都王示好。長沙王對此十分不滿，但是他勢力單薄，對新野王無可奈何。
就在新野王對成都王暗送秋波的時候，益州叛變越演越熾，終於溢出蜀中，蔓延到了荊州。荊州的太平日子到頭了，一個懦弱無能的統帥率先遭遇了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這是新野王的不幸，也是全天下百姓的不幸。
叛亂源起於惠帝的一道詔書。
太安二年初，長沙王發現平定蜀中叛變僅憑羅尚孤軍奮戰是難以奏效的，於是定下向其他州郡借兵助剿的方策。本章第二節惠帝派遣宗岱、劉沈入蜀的兩道詔書，即是這一方策指導下的產物。
宗岱入蜀之後，蜀中戰局煥然一新（雖然只是曇花一現），長沙王一高興，就讓惠帝又下了一道詔書趁熱打鐵。這道詔書的內容是向荊楚江揚諸州招募義勇，作為後繼部隊到益州助剿。這道詔書是壬午日簽發的，因此史稱“壬午詔書”，這道詔書惹下了滔天大禍。
“楚風彪悍”是史上有名的，魏晉時期長江中下游的荊楚江揚一線又是多戰之地，民風勇武好鬥，又因為歸附未久人心思故，所以更加易動難安。孫吳滅亡之初，就有吳人多次試圖復辟，如武帝太康三年九月，“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太康八年“冬十月，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聚眾攻郡縣，自號將軍。十一月，海安令蕭輔聚眾反。十二月，吳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羨縣”。
這些復辟雖然都失敗了，但是影響不小。當時孫吳故土流傳著這樣的童謠：“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還有“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這些鼓吹孫吳復興的歌謠能夠產生並且廣為傳誦，說明當地平靜的外表之下，潛伏著許多洶湧的暗流。晉武帝臨終特地在長江中游、下游設立兩大軍事重鎮，派出兩個皇子鎮守，也表明了他對此處的重視與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