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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王是王子出生，想必此前從來沒有為吃飯的事情操心過，現在一下子必須解決幾十萬人的吃飯問題。怎麼辦呢？齊王找到當時的度支尚書想辦法。度支尚書相當於現代的財政部長，掌管全國物資的收支，他轄下專管倉庫的尚書倉部有一個叫陳敏的倉部令史，提議說：“南方米谷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這是一個好主意，朝廷馬上任命陳敏為合肥度支，去恢復漕運，不久之後陳敏又改任廣陵度支，將江南糧倉里積儲了幾十年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洛陽。
陳敏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但他並沒有以功臣的身份留名青史。古代漕運有專門護運的軍隊，以應對各種突發情況，這部分軍隊被稱為漕運兵。江南水道縱橫交錯，為了快速打通最便捷的水道，朝廷讓陳敏統領大量漕運兵，六年之後，陳敏憑藉手中的兵權發動叛亂，試圖割據江南。
當然，他沒有成功，否則就不會有東晉，晉元帝司馬睿也就沒戲了。
對於糧食危機，成都王也是有責任的。由他帶入洛陽的軍隊有二十萬之多，但他功成身退一走了之的時候，並沒有把軍隊帶走。當日成都王行色之匆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讓人感覺他好像不是在做一件可博得全天下讚譽的壯舉，而好像是在倉皇地逃跑。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成都王確實是在逃跑。
成都王的二十萬軍隊有一大半是從各地投募來的，這部分人有的是各地州郡士兵，有的是地方豪強的部隊（註：即是地方大戶的私兵），這些雜牌軍嚴格來講只能算是烏合之眾（晉朝的地方軍基本都是烏合之眾），他們響應成都王的表面理由當然都是忠君愛國，內心的真實動機卻很可疑，有很多人在忠君愛國之餘，兼顧著政治投機，還有人純粹就是牆倒眾人推，混在人堆里群毆趙王，趁機替自己爭取一下功名利祿。
由此可知，追隨成都王進京的那些人不僅帶著他們的武器，還帶著他們的胃，趙王既倒，成都王就應該論功行賞，滿足這些追隨者的期望。這是一個龐大的善後工程，要滿足如此數目眾多的欲望，成都王就必須進行規模空前地大封賞。而這個行為將比當年楊駿、汝南王更加愚蠢。因為當年楊駿等人籠絡的是洛陽的京官與禁軍，這是一種恩賜，受賞的那部分人是權力中樞的一部分，可以對執政者有所裨益；如今則不然，恩賜變成了一種負債，受賞之人拿得心安理得，不會因此而心懷感激。
而且伸手討賞的都是地方勢力，這些人大多是治世的豪傑、亂世的梟雄，平時對執政者並無幫助，反而是執政者要打壓、防備的對象，封賞他們是飲鴆止渴，暴露朝廷中樞的虛弱，還會滋長更多人期望國家多難，好渾水摸魚的非分之想。更何況，這次要賞的人實在太多了，官爵都是天下之公器，每濫賞一次就會貶值一次，惠帝朝已經貶值過三次了，這次如果再貶值，那晉朝真的要遍地公侯了。
所以，賞，政治不正確；不賞，形勢容不得。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形成這個兩難境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成都王等人的地位已經改變。在進洛陽之前，他們是地方勢力簇擁而起的造反派，實質上他們是矯詔起兵的叛臣（趙王篡位掩蓋了這一點）；進洛陽之後，他們就成為當權派，屁股決定腦袋，當然容不得底下叛臣太囂張，更不想助長地方勢力的氣焰。
成都王的最後做法是一走了之，他只為自己心腹如盧志趙驤石超等人討賞，還為一些有利用價值的地方官員，如王彥李毅等人討賞，別的雜牌軍他就撂挑子甩手不管了。
如前文所述，齊王為了搶執政地位，招募來的軍隊比成都王更多，所以他面臨的困難比成都王更加嚴重。成都王一走，作為執政者，傻乎乎的齊王必須將成都王撂下的擔子給承擔起來。什麼叫作繭自縛？這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那些地方軍隊因此就滯留洛陽，吃光糧食事小，影響人心事大。齊王最後的決定是不賞，不過齊王做得又不徹底，與成都王的做法相似，齊王只給自己的親信加官進爵。齊王給前豫州刺史何勖加官車騎將軍，然後讓何勖領中領軍執掌禁軍，齊王又封心腹葛為、路秀、衛毅、劉真、韓泰為公爵，號曰“五公”。
於是怨聲載道，世人紛紛指責齊王“選舉不均，惟寵親昵”，卻把所有讚譽給了成都王，所謂民心就是這麼一個莫名其妙的東西。齊王正逐漸失去地方上的支持，成都王的號召力則與他的聲譽一樣與日俱增。
齊王的“不賞”不僅限於非嫡系地方軍，對於洛陽中樞的舊臣，齊王也擺出一副有惡必咎、公正嚴明的姿態。上文提及的東武公司馬澹遭清洗僅是一例，文豪陸機也因此差點遭遇殺身之禍。
陸機在趙王偽朝擔任中書郎。中書省是負責起草詔書的地方，惠帝禪讓詔書也出自中書省，所以齊王將中書省的官員一網打盡，中書監傅祗，右丞周導、王尊，中書郎陸機、杜育一干人等，統統被收押，交付廷尉治罪。陸機吃虧在於名氣太大，齊王懷疑那份詔書就是他起草的，要殺他以謝天下，幸虧有吳王和成都王兩位王爺替他求情（吳王是陸機的故主，陸機陸雲兄弟就是通過做吳王屬官出仕的），另外齊王也查清了禪讓詔書出自孫秀與義陽王司馬威之手（《晉書》如是說，但很可能是筆查不清的糊塗帳，所以推諉給孫秀、司馬威，反正兩人已死，死無對證，此事也就不了了之），陸機才逃過一劫，改為減死徙邊，沒幾天遇到大赦，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