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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晉朝的慣例,出鎮一方軍事的統帥,必須留有家人在洛陽充當人質,石喬名義上是尚書郎,實際上是石苞留在洛陽顯示其忠誠的人質。那天不知怎麼回事,可能是去出遊,或者是醉酒,或者是年輕人不知輕重,反正晉武帝在皇宮裡等了整整一天,石喬始終沒有露面。
晉武帝認為石喬這是畏罪遁逃,石苞謀反確有其事,趕緊派出義陽王司馬望、琅邪王司馬伷兩路夾擊,去逮捕石苞。幸好石苞人緣好,外戚羊祜、武帝叔父司馬駿都替他擔保求情,一場誤會才沒有釀成血戰,不過石苞也因此被免職,召回洛陽。武帝與石苞見了面,擦擦額頭的冷汗,說:“卿子幾破卿門。”石喬從此被廢黜在家,一輩子不得志,最後與弟弟石崇一起被趙王殺死。
石超是以戰將的身份留名晉史的,對於政治,他似乎與父親石喬一樣低能,成都王派其留守洛陽可謂所託非人。歷代京城都薈萃人物精華,洛陽的那些公卿游士都不是善予之輩,他們在石超眼皮底下聚集同志,籌劃反抗成都王,而石超就像盲瞽一樣,絲毫沒有發現平靜外表之下的洶湧暗流。
反抗成都王的中堅人物是那些前禁軍將領,史上留名的有這麼幾位:右衛將軍陳眕、殿中中郎將逯苞、成輔,還有長沙王故將上官巳。
這些都應該是上了成都王清算名單,早已被肉體消滅掉的人物,這些人卻依然在招搖過市,這說明成都王的清算並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應該不是成都王的心不夠狠,否則他不會這麼招人恨,成都王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洛陽人的陽奉陰違造就了這一群漏網之魚。
陳眕等人的角色在中國歷史上並不鮮見,他們是站錯了隊伍的失敗者,是失去故主的喪家之人,在成都王沒有稱帝之前,他們還有一線生機,等成都王一稱帝,他們就是逆臣賊子,天下之大,再也無處安身了。
因此他們有足夠動機進行反擊,濃郁的仇恨氣息瀰漫在洛陽城內,這是絕佳的活動土壤,成都王的疏於防範也給他們提供了可乘之機。陳眕等人很快就聯絡上禁軍舊部,同時還聚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士人,比如此前被廢黜的嵇紹,就從滎陽老家趕回洛陽參與這驚天之變。
另一個摻和進來的重要人物就是東海王。半年前他試圖逃離洛陽,但是不夠堅決,沒成功,如今災禍自己找上門了。陳眕、上官巳表示禁軍已經決定擁立他為首領,樹立旗幟對抗成都王。對於東海王而言,惠帝的詔令也許還可以作一下抵抗,但是面對這群殺氣騰騰的大兵,就很難拒絕他們的要求了。
於是,東海王在出賣長沙王半年之後,又一次成為反抗執政者組織的領袖。被架上火坑的東海王與陳眕等人商量:成都王已經更上層樓,成為了丞相、皇太弟,東海王區區疏族皇叔與司空的身份,不足於與之對抗,當今天下唯有皇帝一人可以壓製成都王,不如將“挾天子以令諸侯”發揮到極致,讓惠帝御駕親征。
攜帶皇帝出征本是長沙王的專長,曾在戰勝張方的一役中建立奇功。作為長沙王的故將,上官巳對於惠帝在戰場上的巨大威力記憶猶新。御駕親征因此定計。可憐的皇帝司馬衷,即將再次毫不知情的被推上戰場,遭遇他人生的第一次慘敗,並且平生第一次成為俘虜。
永安元年七月初一,丙申日,陳眕聚集禁軍屯兵於宮城雲龍門下,司空東海王莊嚴宣布洛陽戒嚴。接著,惠帝招集三公百僚到入殿議事,下詔任命東海王為大都督,隨駕親征討伐成都王。大夢初醒的中護軍石超見勢不妙,拔腿就跑,趕在城門關閉之前逃出洛陽,回鄴城報警去了。
七月初三,戊戌日,惠帝將已在金墉城做了五個月囚徒的羊獻容接回皇宮,重新冊立為皇后;同時惠帝下詔褫奪成都王的皇嗣地位,復立侄子司馬覃為皇太子;大赦天下。
七月初四,己亥日,六軍誓師完畢,惠帝御駕親征。東海王傳檄天下向四方徵兵,諸鎮都督都接到詔令,被要求領兵赴義,隨惠帝進攻鄴城。大多數都督將這一詔令看作笑談,真正採取行動的有鎮守宛城的安南將軍、高密王司馬略和鎮守晉陽的寧北將軍、并州刺史、東嬴公司馬騰,此中原因不是這兩人特別忠君,而是這兩人與東海王休戚相關,都是東海王的弟弟。不過這兩路援軍並沒有發揮作用,因為走在半道上,戰爭就已經結束。
皇帝親征,隨扈人員自然不能少,事實上東海王將大半個朝堂搬進了軍營,使得三品以下官員進了軍營都抬不起頭。一干文臣往戰場上沖,心甘情願的估計不多,肯定有不少是被硬拉進來的,比如司徒王戎等輩,一向老奸巨猾明哲保身,此番奮不顧身必定是萬不得已。
東海王拉此輩入營,顯然不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此輩年老體衰弱不經風,去打仗分明是做好事,幫助敵方將士立軍功;東海王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謀略,一來人多可以增加我方的聲勢,更重要的是東海王吸取了前人經驗,知道此輩的忠誠靠不住,留在洛陽是個禍害,萬一他們也學自己在背後捅刀子,據城歸附成都王,那就萬事皆休。
被脅迫上戰場的戰鬥力肯定不強,心理上也比較悲觀,在他們看來,此行就是去送死的。出征前,侍中秦准好心關照嵇紹準備一匹好馬,吃了敗仗好逃跑,他說:“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