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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沙王的官職另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不涉及朝政。

　　  晉朝的權力部門是尚書台與中書省，只要染指這兩個部門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風吹草動。以往歷屆執政者為了便於操縱政事，都給自己“錄尚書事”。“錄”是總領的意思，“錄”了“尚書事”，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插手政事處理與人事任免。比如楊駿先是“錄尚書事”，後來覺得不滿足就又“錄朝政，百官總己”；汝南王也是“錄尚書事”；趙王未得志前求“錄尚書事”，被拒絕之後才懷恨發動兵變。

　　  從趙王開始，執政者野心膨脹，區區“錄尚書事”已經無法令人滿足，他們渴望更大權限。於是趙王篡位之前擔任“相國”、“依宣文輔魏故事”，集軍政大權於一身，就像當年司馬懿、司馬昭父子操縱曹魏小皇帝一樣控制晉惠帝；齊王在專權方面也不遑多讓，“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

　　  長沙王則刻意保持低姿態，避免步齊王后塵，為此他僅僅保留軍職，沒有“錄尚書事”，也沒有兼任文職來干預政務。  

　　  即使沒有兼任文職，也可以通過安插親信的方式來控制尚書、中書、門下三台，不過長沙王也沒有這麼做。當時的尚書令先是王戎後是樂廣，尚書僕射是東安王司馬繇；中書令是卞粹，中書監是東海王司馬越。王戎、樂廣都是前朝老臣，一向圓滑處世，在歷次黨爭之中始終屹立不倒，樂廣還是成都王的岳父，這兩人對任何執政者都是陽奉陰違，只求明哲保身的；卞粹則是河間王的黨羽，死心塌地想助河間王成為執政者；而司馬繇與司馬越兩位王爺是長沙王的族叔，輩高年長，自然不也會對長沙王唯命是從。

　　  因此嚴格來講，長沙王不能稱為執政者，他只是衛戍京畿的軍事長官。長沙王給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他極力推崇的執政者是成都王。

　　  長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執政者，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朝中政務事無大小，長沙王都派人趕赴鄴城請示成都王，然後才實行。

　　  尊奉成都王是長沙王的策略。河間、成都二王都虎視眈眈，長沙王沒有實力與之抗衡，只有合縱連橫，選擇與成都王結盟。那時成都王如日中天，只要引為奧援，河間王就不敢輕舉妄動，這個天下就可暫時穩固。更妙的是長沙王這種低姿態還可以狐假虎威，當朝廷出台某項會損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時，人們就會發現，這道政令是由長沙王與成都王聯合簽發的，其權威不容置疑。  

　　  但是這個策略是以犧牲行政效率為代價的，政出多門的唯一後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亂低效，用《晉書》中的原話就是“百度弛廢”，勝過齊王當政時期。

　　  在如此慘澹背景之下，長沙王仍思振作，他執政期間重點要解決的是平定蜀中叛亂。

　　  蜀中叛亂是元康年間關中叛亂引發的連鎖反應。追本溯源，罪魁禍首仍是趙王，此人禍國之尤，真是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要說蜀中，不得不先回顧一下元康以來的關中局勢。

　　  元康初年，以武威太守兼任護東羌校尉的奉高侯馬隆病死在任上。馬隆是個傳奇人物，武帝朝秦、涼兩州的鮮卑人匈奴人羌人氐人叛亂迭起，十多年無法平息，馬隆自動請纓，提三千士卒孤軍深入，迅速平定叛亂。此後馬隆鎮守關中十餘年，關中也因此平靜了十餘年。

　　  但馬隆一死，這個平靜就無法持續了。當時鎮守關中的是趙王司馬倫，他與他的幕僚孫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在處理複雜多變的民族糾紛時只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

　　  於是關中叛亂又起，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五月匈奴人郝散在并州造反，攻打并州上黨郡，失敗之後逃往關中。八月，郝散在雍州北部的馮翊郡被包圍，投降被誅。  

　　  兩年之後，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在雍州馮翊郡及其毗鄰的北地郡再次舉起反旗，與他同時起兵的還有北地郡的馬蘭羌、盧水胡兩個種群。他們攻陷北地郡，殺死北地太守張損，屢次打敗馮翊太守歐陽建。隨後，率兵從長安趕來鎮壓的雍州刺史解系也吃了大敗仗。

　　  王師的接連敗北，助長了反叛者的氣焰，也催生了新的反叛野心。於是雍、秦兩州的羌人、氐人一時俱反，推舉氐人齊萬年為首領。齊萬年則因利就勢，建國號稱皇帝。戰火蔓延整個關中，成燎原的勢態。

　　  由於兵禍，元康六年秋季，關中發生了大範圍的饑饉，同時還爆發了瘟疫。到了第二年，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雍州（從元康三年起到元康七年，雍州的版圖包括了雍、秦兩個州）再次爆發瘟疫。禍不單行，這一年關中夏、秋兩季滴雨未下，到了深秋天氣陡變，突如其來的嚴霜又凍殺了大旱之下劫後餘生的一點莊稼。

　　  於是元康七年的饑饉來勢更加兇猛，波及範圍更廣。當時長安以西赤地千里，到處都是餓殍，谷價漲到每斗萬錢的天價，百姓買不起糧食，只好人相食。而朝廷賑濟無方，當災情上報洛陽的時候，惠帝竟好奇地問朝臣：“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

　　  因此有大量關中百姓在家鄉無法生存，淪為了難民。他們逃難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逃入梁州漢中郡，那裡有富饒的漢中平原，可以乞食；少部分流民向西，逃入涼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