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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王死後，朝廷詔令劉弘接任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劉弘任命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恆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日夜兼程去增援襄陽；劉弘自己則與趙驤一起，率領八千禁軍去解宛城之圍。張昌攻宛城是傾巢而出，區區八千人力小難濟，宛城最終失守，南陽太守劉彬與平南將軍羊伊陣亡。這一失利影響很大，劉弘不得不撤出荊州，屯守豫州汝南郡梁縣。
危亡之際，劉弘安插到襄陽的陶侃、皮初等部發揮了作用，張昌回師圍攻襄陽，久攻不下。此時劉喬已經擊潰黃林，反守為攻，直指江夏郡，張昌軍老師疲，一聽後院起火連忙撤軍回防，陶侃、皮初趁機出城，追著張昌打。
隨後的半個月對於張昌而言就是噩夢，打仗呢是逢打必輸，逃跑呢總是慢上半拍。江夏郡很快被攻破，前兩個月輕易得來的荊州諸郡，在劉弘、陶侃、劉喬三路軍隊的緊逼之下，更加迅速的回到朝廷手中，此後的張昌就像遊魂，在三軍的間隙之間遊走躲藏。
太安二年七月，陶侃在竟陵郡徹底擊潰叛軍主力，迫使張昌只能龜縮在下儁山做山大王。此時雖然距離張昌最終被擒被殺還有一年時間，但是此役之後，荊州大局已定。
張昌叛亂是西晉後期唯一被朝廷鎮壓的大規模變亂。論參與人數、論破壞程度、論影響範圍，這次叛亂都遠遠超過此前的關中、蜀中。關中、蜀中叛亂曠日持久，這次卻被迅速平定，這不得不歸功於長沙王的知人善用與調度有方。
光復荊州的主帥劉弘可謂大器晚成，他是三國時期曹魏名臣劉馥的孫子。劉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幼年與晉武帝同居洛陽永安里，既是童年玩伴又是同窗好友，但奇怪的是劉弘並沒有成為武帝肱股大臣。劉弘此前數十年始終與行伍相伴，他年輕時曾是鎮南大將軍羊祜的參軍，羊祜慧眼識英，預測他將來地位不在自己之下；後來劉弘又擔任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把北方邊境治理得“寇盜屏跡”，“為幽朔所稱”，劉弘也因此被封為公爵。
等到長沙王重用劉弘戡靖荊州的時候，劉弘已經是六十七歲的老人。羊祜當年的預言實現了，劉弘果然也做到鎮南大將軍，並且不負眾望，再次將荊州從兵火中解救出來。劉弘在兩晉交替的非常時期撥亂反正，守住這片多戰之地留給後人，其功勳並非後來的守成者所能比擬，失荊州者失江南，若不是劉弘平定上游，日後東晉能否在江南立足還是一個疑問。
兩晉的封疆大吏，最英雄輩出的首推荊州，西晉有羊祜、杜預、劉弘，東晉有王敦、陶侃、桓溫、桓玄等名臣或梟雄在此建功立業，王敦與桓溫、桓玄甚至試圖憑藉荊州強盛軍事實力顛覆司馬氏，篡位自立。其中羊祜與劉弘二人的功業是開創性的，劉弘在歷史上得到的待遇也與羊祜相仿：
一、當年羊祜被授予權力自主任命荊州大小官吏，劉弘也受命在荊州“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
二、羊祜在荊州被士民擁護，死後荊州人“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劉弘在荊州“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死後“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
三、羊祜臨死前推舉杜預，劉弘重用並且舉薦陶侃，杜、陶兩人後來都鎮守荊州，杜預立下了平定孫吳的偉業，而陶侃則是平定東晉蘇峻之亂的元勛；
四、《晉書》替羊祜、劉弘兩人都立了傳，《羊祜傳》排在西晉列傳第二的位置，僅次於琅琊王氏的王祥；《劉弘傳》排在東晉列傳第二的位置，僅次於琅琊王氏的王導。
西晉末年有一句時諺，“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如果當時少幾個河間王之輩，多幾個劉弘，那麼天下大勢肯定不會演變得如此淒悽慘慘。
徐、揚兩州恢復平靜要比荊州晚半年，此中原因與朝廷的重視程度有關。
徐、揚偏於中原東南隅，與洛陽隔著豫、荊諸州作為緩衝，動亂一時不會蔓延到中樞；出兵荊州已是長沙王能力的極限，他無法另派一支軍隊去遠征江南，而且在荊州平定之後，長沙王隨即陷入了內戰，自身都難以保全，當然更無暇顧及遙遠的徐、揚。因此朝廷對於徐、揚動亂的態度可歸結為四個字：自求多福。
當時受命都督徐州諸軍事的是竟陵王司馬楙，都督揚州諸軍事的是劉准，兩人也全是無能之輩，面對叛亂叢生的轄區束手無策。值得慶幸的是兩州境內的流民人數、被占領或破壞的區域遠遠不及荊州，境內倖存的政府軍也強於荊州，綜合而言政府方面的實力並不落於下風，只是指揮不當與接連敗北失土嚴重影響了士氣與信心，這種客觀形勢是兩州依靠自身力量平定叛亂的前提。
而且揚州另有一支強大的力量可以左右江南的局勢，那就是江南的士族。百年前孫策孫權父子能夠在江南立足並且建立政權，就是因為得到了江南士族的擁護；日後的東晉政權為了在江南站穩腳跟，也花了大力氣去籠絡江南士族，王導甚至專門學習了吳儂軟語去討好江南人，還試圖與吳郡陸氏聯姻，結果碰了一鼻子灰。
西晉時期北方強盛，北方人以勝利者自居，中原士族視江南士族為亡國之人頗多輕視，南北之間矛盾很尖銳。由中原人為主導的西晉政府對於江南士族的態度也是防範多於籠絡，荊、揚兩州駐有重軍的目的就是震懾江南士族，提醒他們不要輕舉妄動。江南人對於西晉政府也是懷著很深敵意的，他們稱呼北方人為“傖鬼”，被迫臣服於“傖鬼”，江南人始終心有不甘。幾十年來江南人始終有自立政權、與洛陽分庭抗禮的企圖，不停有人據兵自立試圖割據江南，相關的努力直到東晉建立之後還沒有完全停止，《晉書·元帝紀》中記載元帝太興元年（公元318年）十一月“故歸命侯孫皓子璠謀反，伏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