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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清算的同時,成都王與河間王一唱一和,有條不紊實施著改朝換代的計劃。
永安元年二月乙酉,丞相成都王上書廢黜趙王所擁立的皇后羊氏,將其免為庶人,囚禁於金墉城;同時廢黜齊王所冊立的皇太子司馬覃,司馬覃繼承父親司馬遐的爵位,重新成為清河王。
三月戊申,即司馬覃被廢二十三天之後,河間王表請立成都王為皇太弟。於是惠帝下詔,稱“成都王穎溫仁惠和,克平暴亂”,立成都王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一如當年魏武帝故事。
又過了八天,丙辰日,惠帝下詔任命河間王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河間王原先的太尉一職由劉寔充任。
劉寔早在司馬昭當政時期就已經輔佐晉氏,是碩果僅存的元老,當時已經八十六歲,長沙王與成都王交戰的時候,劉寔家遭受亂軍洗劫,老頭因此回到平原老家避禍養老去了。成都王特地挖出這個老古董,目的不外乎標榜一下自己尊賢養老,劉寔當然經不起這一番折騰,當即上書推辭不就。劉寔又活了五年,直到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三月,以九十一歲高齡逝世,比成都王、河間王、晉惠帝死得還晚。
二、御駕親征
成都王想當皇帝,這已經路人皆知了。
儲位既定,接下來會發生的事不外乎惠帝突然宣布讓賢,禪讓給皇太弟成都王;或者,某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惠帝突然駕崩,皇太弟順理成章登基繼位。
惠帝暴斃這種情況顯得殘酷,不過它的可能性比“禪讓”來得高。比起“弒君篡位”,“禪讓”的難度其實更大,對繼位者的要求更高,因為它會留下一個致命的後患:禪位者即前任皇帝是一面旗幟,給所有異己分子提供動亂反覆的機會。
所以只有在根基穩固萬無一失的前提之下,繼位者才會擺出高姿態,用“禪讓”的方式來實現政權的和平更替,成都王顯然沒有強大到可以實現“禪位”的程度,他要做皇帝只有採取暴力方式。不止是成都王,晉末的亂世中沒有一方諸侯能做到唯我獨尊,這個背景決定了晉惠帝的結局不會太妙。兩年後,獨掌大權的東海王想讓當時的皇太弟豫章王司馬熾提前登基,他也沒有採取和平的“禪位”方式,晉惠帝在一夜之間暴斃,據說是被東海王毒死的。
如果要成都王弒君,大概另有一個心理障礙就是殺兄。不過長沙王一死,殺戒已開,為了帝業鞏固,成都王可不憚於再死一個兄長。
平心而論,成都王做皇帝未必是一件壞事。惠帝御宇天下已有十四年,這十四年是一場大災難,過多的血淚沖刷掉“天子”身上原本神聖耀眼的光芒,肯定有無數人將自己的遭遇歸咎於朝廷的無力、皇帝的無能,而且可以肯定,在痴皇帝治下晉王朝是沒有未來的。這時有人提出,換一個年富力強的、有能力有聲望的皇太弟來接替這個無能的痴皇帝,領導萬民走出困境,有何不可呢?
只是成都王的時機並不好。三年前他的聲譽如日中天,如果當時被立為皇嗣然後做皇帝,無疑是天下歸心,可惜那時成都王並沒有機會;現在好不容易機會來了,聲譽已大打折扣,如今的成都王是譽毀參半。
不過民意是外強中乾的東西,中國歷來都說“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句話只能表達美好的願望,歷朝歷代的實際情況卻是槍桿子裡出政權,槍桿子裡出民意。只要成都王與河間王聯盟牢固,憑著關中、鄴城兩大軍事重鎮聯手形成強大威懾,成都王的帝王路還是可以走下去的。成都王畢竟不是趙王,趙王以皇室旁系族祖的身份搶族孫的皇位,篡位痕跡過於明顯,而成都王是先帝之子,當時惠帝的子孫死亡殆盡,倖存於世的弟弟之中成都王居長(吳王晏已被排除),在法理上他確實享有皇位繼承權。當初齊王擁立清河王司馬覃為皇太子,其用意就是阻撓成都王變為儲君。
因為具有無可非議的合理性,所以成都王被立為皇太弟的消息傳出,諸強藩如豫州的范陽王、荊州的劉弘、揚州的劉准、徐州的東平王、幽州的王凌、并州的東嬴公,內心其實並不認同,但他們都保持緘默。
乍一看成都王帝途坦蕩,履尊稱帝只是時間問題,誰曾想平地起驚雷,竟然從洛陽傳來反對的聲音。
洛陽發生異動,完全是因為成都王的疏忽。
按常規作法,執政者應該坐鎮京都,挾天子以令諸侯。成都王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將洛陽交給心腹石超,自己回鄴城去了。成都王此舉的原因,一來據說是母親程太妃留戀鄴城不願意離開,而成都王是個孝子;二來也許是吸取齊王的教訓,不願意放棄鄴城這個大本營,這一策略很難說是對還是錯,強大的政治權力確實需要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盾,當年齊王就是在失去豫州之後才變得不堪一擊的。如此想來成都王不算失策,但是有得必有失,遠離洛陽的後果就是失去洛陽,這個代價也很大,令成都王承受不起。
受命留守洛陽的石超,祖父就是開國元勛、晉朝的第一任大司馬石苞,叔父就是當年甲富天下的石崇。石超的祖父、叔父都是一時人傑,偏偏父親石喬是個凡鳥,曾經闖下大禍差點令石家血濺滿門。
那是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的往事,當時石苞以大司馬身份出鎮淮南,與孫吳對峙。石苞聽聞吳軍將要進犯,於是在淮南修築堡壘鞏固防禦工事,當時監軍淮南的王琛與石苞不和,向晉武帝告密誣陷石苞將要以淮南之地投敵,晉武帝吃驚之餘,將信將疑,於是派人去召喚當時在洛陽擔任尚書郎的石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