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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之後，司馬攸又升遷為鎮軍大將軍，皇帝還加賜他羽葆、鼓吹。所謂“羽葆”是一種裝飾著五彩鳥羽的華蓋，“鼓吹”是演奏樂曲的樂隊，這兩樣東西是天子鹵簿的一部分，只有皇帝出行才可以使用。司馬炎將它們賜給弟弟，是希望他每天上朝時能吹吹打打、風風光光而來，吸引眾臣羨慕的目光，讓他們感受到皇帝對弟弟的寵愛。

　　  從泰始年間到太康年間，十多年來司馬攸始終未變的一個職責就是培養教導太子司馬衷，也許這才是皇帝真正需要他的地方。司馬攸先兼任太子少傅，後來又轉為太子太傅。咸寧二年（公元276年），年僅二十八歲的司馬攸升任司空，成為西晉最年輕的三公，不過依然他兼任著太子太傅，依然得每天去東宮陪蠢笨如豬的侄子司馬衷打發時間。

　　  司馬氏標榜要以“孝禮”治天下，構成“孝禮”的兩個基本元素就是對父母之“孝”和對兄弟之“悌”。對於儒者來說，孝悌是一個人處身立世的根本，《論語·學而篇》中說“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因此，司馬炎對司馬攸的種種優寵也帶有以身作則，給天下人樹立榜樣的意味。  

　　  無論是從臣子的角度，還是從弟弟的角度，司馬攸的回應都十分得體。他“降身虛己，待物以信”，“以禮自拘，鮮有過失”，並且處處表現出恭謹、謙遜的姿態。當初司馬炎授權諸藩王自主選擇國內長吏，司馬攸認為天下尚未統一，藩王權力不宜過大，主動放棄齊國官吏的任命權，交還朝廷；當時諸藩王的日常開銷都由國庫承擔，司馬攸認為食邑所得已足夠承擔開支，因此請求自給自足，減輕國庫的負擔。看到弟弟如此心繫社稷、舍己利國，司馬炎感動之餘堅決不同意。兄弟倆推來推去，前後多達十幾次，把天下人都感動壞了。

　　  如果沒有意外，當年司馬昭與王太后的預感絕對不會成真，司馬炎、司馬攸兄弟倆將始終掩飾好心中的罅隙，戴著笑臉，把這一幕名叫“兄弟怡怡”的戲善始善終。

　　  然而很不幸，意外還是發生了，“兄弟怡怡”變成了“兄弟相忌”，最終兄長不得不將弟弟逼迫至死。

　　  這個意外就是痴太子司馬衷。

　　  司馬攸比兄長小十二年，文帝死時他才十八歲，在朝中沒有根基。文帝考慮以司馬攸為嗣，主要是出於對景帝的懷念以及對幼子的疼愛。這種想法顯然對社稷有害，所以賈充、羊琇一干人等紛紛反對，他們對司馬攸個人並沒有成見，如果論親疏，賈充是司馬攸的岳父，羊琇是司馬攸的從舅（司馬攸出繼景帝，羊琇是景帝羊皇后的從父兄弟），他們擁立司馬炎，完全是因為“國賴長君，不利沖人”。  

　　  但是隨著司馬炎在一天天衰老，司馬攸也在一天天成熟，他被認為是宗室不世出的賢人。

　　  因此，當太子是痴呆這個消息，像晴天霹靂一般震驚朝堂，很多朝臣心裡就開始琢磨了：誰當嗣君才真正合適？

　　  從理論上講，司馬攸繼承皇位絲毫沒有障礙，他是景帝的嗣子，而景帝是宣帝司馬懿的嫡長子，按道理這晉朝的皇帝就應該是司馬攸，司馬炎反而有篡位的嫌疑；

　　  即使拋開景帝不論，光說司馬攸以皇弟的身份繼承皇位，也是有先例的，文帝不就是兄死弟及的麼？太子是個痴呆，這江山社稷總得有人擔當，國賴長君，讓司馬攸做皇帝才是正確的。

　　  四、政變傷了皇帝的心

　　  眾臣懷有擁立齊王司馬攸的心思，便有了前面衛瓘等人的諫言。衛瓘的兒子衛恆是齊王司馬攸的秘書，他們父子的立場可想而知，只是衛瓘為人謹慎，不敢明言擁立，只敢借酒裝瘋含蓄地進諫。

　　  但也有莽撞的，比如河南尹向雄，官不大膽子不小，他對皇帝說：“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皇帝當時就怒形於色，這老兄也是個強項令，一看皇帝使臉色了，耍脾氣撂下皇帝轉身回家去了，回到家冷靜下來一想，覺得自己闖禍不小，結果給嚇死了。  

　　  朝中也有人始終堅持太子為嗣，比如說賈充、荀覬、荀勖、馮紞，還有楊駿、楊珧兄弟等人，其中賈充是太子的岳父，楊駿是太子的外公。前面說過，他們已經結成利益共同體，太子的未來與他們休戚相關。

　　  嗣君之爭是國本之爭，非同小可。中國歷史漫漫數千年，幾乎每個朝代都會發生嗣位之爭，而每一次爭嗣都必定引起朝堂分裂。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官僚階層內部為了爭奪權力、為了打擊異己，或者純粹為了自保，都會自動或者被動的捲入糾紛，選擇陣營勾結成黨，興起黨爭。黨爭的後果大都嚴重並且殘酷，輕則朝堂大換血，傷筋動骨一番，重則爆發內戰，導致亡國。

　　  這次也不例外，朋黨之爭再次披上嗣位之爭的外衣，愈演愈烈。

　　  與兩漢曹魏不同，晉家天下並非馬上得之，而是從曹魏孤兒寡母手中竊取得來。在竊取的過程中，司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協助，因此，當城頭變換大王旗的時候，新朝堂的臣子全部是曹魏的舊臣，新朝堂的制度典章也幾乎全盤照抄。

　　  綜上原因，晉王朝從來沒有朝氣蓬勃過，它從誕生之日起就顯得暮氣沉沉，仿佛是積重難返的曹魏政權褪了層皮。後世的史學家都將魏、晉兩個朝代合併在一起研究，稱之為“魏晉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