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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病痛。魯迅從小身體不大好，他的父親就是個病弱書生。魯迅很不注意養生，吃飯隨便，不定時，愛吃零食，起居無規律。胃病、牙病、氣管炎、神經痛，長期折磨著他，看病和吃藥，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每年看病都達幾十次。臨終的十年前就大病過一場，魯迅自稱是“死的隨便黨”，只求活著的時候多工作，怎麼死，什麼時候死都無所謂。晚年病重時，朋友他勸出國療養，他都不聽。日本醫生須藤又誤診為胃病，耽誤了治療。換了一位洋大夫診斷後說，如此病人，在歐洲，五年前就死掉了。宋慶齡也寫信勸他住院，但他不願離開工作，只希望快點消磨自己的生命。懷著這種“拼命做”的思想，魯迅終於在戰鬥中死去了，可以說是“戰死”。病痛給予精神上的打擊往往也是很沉重的。

　　  擊落暗器如雨：魯迅的痛苦(2)

　　  三、魯迅思想方面的痛苦

　　  1，群眾的麻木。從《藥》這篇小說可以看出魯迅對麻木的民眾那種說不出的痛苦。留學時期那次著名的幻燈事件，成了魯迅的心理情結。日俄戰爭進行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被當成俄國偵探槍斃，周圍的中國同胞沒有表情。對“看客”問題的思索，促使魯迅棄醫從文，拿起了靈魂的手術刀。我們還可以發現很多革命家、思想家是學醫出身，比如郭沫若、孫中山。這些先覺者的苦痛，來自於中國思想革命的艱難。當你發動農民革命時，農民卻往往說沒有受過地主剝削。大家都把一切當熱鬧看。魯迅的思想是永遠超前的。真理不能說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但是可以說最先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例如地心說和日心說。而魯迅這樣的首先發現了真理的人，就要忍受不被眾生理解的大痛苦。

　　  2，敵人的污衊、壓迫。梁實秋等不負責任的文人，攻擊魯迅是“拿盧布”的，這不是嚴肅的論辯，而是卑瑣的誣陷。魯迅的《阿Q正傳》發表後，有的人就探詢是在影射誰。魯迅的著述經常受到當局的查禁。1934年的《二心集》，38篇文章被刪掉22篇，僅剩下16篇，只好改名《拾零集》出版。國民黨反動政府是武力征伐和文力征伐並舉。魯迅說：“大約凡是主張改革的文章，現在幾乎不能發表，甚至還帶累刊物。所以在報上，我已經沒有發表的地方……黑暗之極，無理可說，我自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

　　  3，革命陣營內部的摩擦和壓迫。創造社的年青革命家們，批判魯迅是雙重的反革命。“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一些革命青年，對魯迅忘恩負義，使魯迅漸漸懷疑起早年信奉的進化論。在“左聯”這個進步的文藝團體內，魯迅發現了“奴隸總管”。他說：“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有些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脊背，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可是，來自革命陣營內部的壓迫，是不好公開的，也是不好發泄和抗拒的，所以這種痛苦使魯迅遭受了深深的“內傷”。

　　  四、魯迅對痛苦的轉化

　　  魯迅的偉大，不是在於他遭受的痛苦多麼深、多麼大，而在於他能夠將痛苦轉化為思考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刻。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力比多”的理論的吧。魯迅善於自我解剖，在嚴格與嚴肅之外保持了寬容的心態。很多人都認為魯迅是不寬容的，因為他在《死》中說過：“我一個都不寬恕。”其實這只是思想上的一個表態，他說不寬恕，可是他無權無勢，又能把人家怎麼樣呢?他壓迫過誰?損害過誰?其實在生活中，他是很寬恕的。魯迅的《吶喊》題詞是：“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如果單單沉溺於痛苦，魯迅早就氣死了，他的智慧和他的度量使他把痛苦轉化為豐富的人生內容。

　　  對群眾，他是理解和同情。比如對祥林嫂，不能說沒有地獄。祥林嫂雖然迷信，但不可為了破除迷信，就否定了祥林嫂的唯一希望。所以魯迅說“迷信可存，偽士當去”。母親愛讀張恨水的小說，他就經常給買。母親不懂他的小說，他也不急於“啟蒙”。而今天那些到處給別人灌輸民主自由法制市場之類“真理”的自以為啟蒙家的人，往往是既無學問也無德行的偽士。

　　  對同志和戰友、親人，他是謙讓，忍讓，包括對愛人許廣平，不能夠相互理解之處，他就自己化解。許廣平回憶，魯迅生氣時躺到陽台上獨自承受，兒子海嬰也跑去模仿。這很像受傷的狼隱到密林里，自己舔舐傷口。他與兇猛攻擊過他的創造社等人後來也和解了，聯合了。他對左聯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很反感，但是對左聯的解散非常惋惜。用我們長期流行的政治話語說，他是把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區分得清清楚楚的。

　　  擊落暗器如雨：魯迅的痛苦(3)

　　  對敵人，魯迅的態度是“嚴打”和輕蔑。在戰略上，他是藐視的，像恩格斯紀念馬克思說的那樣，像對待蛛絲一般，輕輕抹去敵人噴射的污穢。在戰術上，他又很重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論戰上了。對那些支持反動政府屠殺愛國學生的人，對那些叛變革命後又來侮蔑他的人，他憤怒地然而又是輕蔑地予以揭露、駁斥，堅持“痛打落水狗”的立場，不肯“費厄潑賴”，因為惡狗上岸後還會咬人。魯迅以革命青年的鮮血為例，昭示人們不要上當。辛亥革命中紹興的革命領袖王金髮捉住了殺害秋瑾烈士的兇手，但是又放了，以表示革命的寬容，可是很快那個兇手就幫助袁世凱殺了王金髮。再如民權保障同盟事件。魯迅、宋慶齡等呼籲釋放政治犯——今天我們也已經取消了“政治犯”。而胡適認為政府“有權去對付那些威脅它本身生存的行為”，這是明目張胆的法西斯言論，等於說政府可以隨便剝奪公民的自由。魯迅對這類言行是堅決反對的，不留情面的。敵人又恨他，又怕他。一個人活在世上，有人愛他有人恨他，這才說明他活得有價值。他的對敵姿態是舉重若輕。他一生沒有真正的敵手，酷似金庸筆下的大俠獨孤求敗，飛花摘葉，皆可傷人。什麼“洋場惡少”、“革命小販”、“資本家的乏走狗”，經魯迅隨便一用，都成了特有的名詞。

　　  由於前後受敵，所以他採取了“橫站”的姿態。魯迅研究專家林賢治先生稱他為“橫站的士兵”。魯迅以大俠風采，在槍林彈雨中東擋西殺了十八年，可以說是壯哉、快哉。

　　  對痛苦最重要的轉化方式，是寫作。寫作是對生活的反抗，他筆下人物的痛苦，很多是他自己的寫照。比如《孤獨者》里的魏連殳，當深夜在曠野里慘傷地嗥叫，這是“北方的狼”的意象來源。比如《鑄劍》里的黑衣人，反對“同情”和“憐憫”，用獨特的方式孤身向統治者挑戰。魯迅通過寫作，既服務了社會，也解脫了自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