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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覺得讀書最重要的是生活，讀書一定要和生活結合起來。有的時候，我有些問題想不清楚，有時候在騎自行車或坐地鐵時一下子想起來了，一下子就想明白了。特別是佛經，在所有的文化體系中我最欣賞兩個體系：一個是儒家體系，一個是佛家體系。佛教具有更偉大的地位，佛教是真正的治病救人的宗教。我覺得，像伊斯蘭教、基督教也有合理的部分，但是為什麼現在打得不可開交呢?基督教準備先收拾伊斯蘭教，然後回過頭來再收拾我們中國。所以，中國領導人很英明呀，為什麼抓住機遇在南部發展，就是看到了這個世界大勢。那兩個宗教都有狹隘性——排他：你必須信我這個神才行，你要是信別的神，你就是異教徒，你就該打。“你為什麼不搞民主自由呢”?“你為什麼不吃麥當勞呢?”他認為你有病。而我們中國是非常寬容的：你信我的，也好，不信我的，也行。佛教尤其強調這一點：你修行，也好，你不修行，我也救你。不但人和人是平等的，人和畜生都是平等的，真正的是萬物平等、大慈悲，佛可以割掉自己的肉餵老虎餵鷹。所以，佛教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今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小說非常好，叫《水乳大地》，我推薦此書去參加茅盾文學獎的評選。這本書寫的是一百年前兩個法國傳教士到西藏地區去傳基督教，與當地的佛教衝突融合的故事：基督教打著傳播上帝福音的旗號，這兩個教士的其中一個，不好，另一個是很好的人，他們都很虔誠，決心完成教會的任務，帶著很先進的武器，挑釁當地的部族，發生了衝突等等，終於，有了一席之地、站穩腳跟。小說跨越了一百年，一直到共產黨革命，寫得非常好。

　　  佛教是主張不殺人的、慈悲的、忍讓的，相信這是最偉大的力量，即：我一時被你的武器打敗了，因為你的武器好，你有槍、有炮都可以，我可能給你打敗，但相信最後的力量是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但佛教裡面包含著高深的哲學。《金剛經》短小，而且容易入門。我們雖讀不了多深，但起碼能從中悟到一點：偉大的作品都不可能完全理解。《論語》你完全理解嗎?《魯迅全集》包括金庸小說我們都不能完全理解，所以，北大陳平原先生有一句話說：金庸小說是理解佛教道教的入門書。如果你不能讀《經》，你可以讀金庸小說，讀金庸小說一樣可以體會到佛家的那種大悲憫、大慈悲，你一樣會有為民犧牲的救國救民的大無畏精神。你看看蕭峰，他不就有菩薩精神嗎?他是生於契丹長於大宋，為解決兩個民族的衝突問題，一死以謝天下。他既是一個威風凜凜的戰士，同時又是一個和平使者，他身上就貫穿了佛家的驚天動地的偉大精神。所以我在給別人推薦的同時，也是在勉勵自己繼續讀這些書。

　　  現場交流(6)

　　  問：醫院中的收紅包現象在社會上比較受關注，您對這個現象怎麼看?

　　  答：這個問題也是涉及面很大的。對此，法律法規是怎樣規定的，我不去管它。我首先想到的是，整個社會對醫生、對醫院喪失了信心，不太相信。我們國家最大的問題是喪失了信譽，每個職業都被人不相信。比如，不相信醫生，如果不給他紅包，他就不好好看病，關鍵在於這個問題。又如，不相信公檢法。最近，剛剛發生了一位山東人大代表，他的手下闖進機場打了空警的事情。然後，各說各有理。我不管誰有理，這也是屬於互不信任的問題。首先，這個空警不相信這位人大代表的人格，說：雖然他已經亮出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證，但越是人大代表，我越要拷他，越要抓他。對方呢，也不相信他，派出自己的手下去解決問題，然後把空警打傷了。公檢法系統也互相不信任。現在，老百姓告狀要選法院，治病要選醫院。選了醫院還不放心，一定要給多少多少錢。其實我知道，有的大夫特別好，有的大夫是不收紅包的。但是不收紅包，病人就放心不下，認為你不收紅包不好好給我看病。我碰到過一個很好玩的事情：一個醫院的一位女大夫不收紅包，病人不相信她，她只好先收下紅包，做好手術後把這個紅包還給他。從這個事情我就想：要重新建立國民與國民之間的信任!而不是對收紅包的大夫給予什麼處罰，這樣不能解決問題。現在必須從根本上解決我們國家的信任危機。這個國家的醫療、學術、金融都出現了信任危機，包括學術論文、職稱。現在為什麼要填一個一個的表格?因為都不信任，都要填一下表格證明這個東西是可靠的，這就變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在十年前我還對這個現象譴責，現在我知道譴責是沒有用的。醫生，他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收這個紅包;患者，他有各種各樣的理由一定要送這個紅包。如果從傳統的道德來說，本來，病人是應該給醫生送點禮物的，就像學生給老師的禮物一樣，是象徵性的。比如說，孔子規定了，每個學生到我這兒來上學，要送我十條牛肉乾，這是孔子明文規定的。孔子說，這不是我要你的財物，這是一種禮節。我們過去都是這樣的，給老師、給大夫都要送一份兒禮，比如，送一包月餅。但是，現在這個紅包以禮的名義，實際上是一種賄賂，實際上變成了一種高額的手術費，而這個手術費本來是應該納入國家正常的收入和稅收之中的。所以我覺得，根本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是要重新來建立國家的信任，但短時間內我對這個事情不抱樂觀態度。

　　  問：中國本土文學家從來沒有得過諾貝爾獎，除了意識形態的因素以外，您覺得還有什麼原因?

　　  答：我覺得主要是意識形態的因素，我覺得大約90%是意識形態的因素，10%或者20%是文化隔閡。我以前覺得是中國文化水平不夠，覺得我們寫不出《紅與黑》、《戰爭與和平》等，後來發現不是這個問題，西方人基本上不看中國的文學，因為文學與文化是隨著經濟與軍事的力量傳播的，這是一個鐵的事實。由於我們在經濟上軍事上不強，事實就荒誕地變成：戰勝我們的民族，他們什麼都是先進的，他們的法律、金融等全是好的，文學也是好的。實際上這個“好”是沒有比較的，對方根本不讀我們的東西，而且翻譯的東西不能體現我們中國的妙處。即使他們派了好多人來學漢語，也只是學一些皮毛漢語，也只是一些日常漢語，很多外國人學的第一句中國話是：“便宜點”，買東西用的。而一百多年前外國人學中國的第一句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外國人理解中國文學是不可能的，那些諾貝爾文學評獎人也是帶著政治眼光來看我們中國的，他們專挑一些他們認為“反共”的作品。我專門寫過一篇關於高行健獲獎的文章。高行健的獲獎作品在中國從來沒有被出版過，從來沒有中國人讀過，他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不是很奇怪嗎?他寫東西就給他的評獎老師馬悅然一個人讀的，而馬的岳父就是一個反共右派。我不管馬悅然對不對，這起碼不是一個客觀公正的態度。從文化角度說，中國文學的博大精神，是翻譯不成外文的。比如金庸小說，我們都以為他的小說是通俗小說，我接觸過好幾個國家的金庸小說翻譯者，他們都翻譯金庸小說覺得自己很有成就似的，結果我一句話就把他們難住了。我問，“降龍十八掌”你是怎麼翻譯的?他們說沒法翻譯。我說中國人看到“降龍十八掌”，他在心裡喚起的那種感覺絕不是一個打人的動作，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暴力動作，不是，這是有豐富文化內涵的。我說，我不知道你是怎麼翻譯的，你肯定把它翻譯成左勾拳右勾拳之類的。我說，你們那個語言是沒有文化的語言。我說，“降龍十八掌”是從易經裡面來的。你要把這個東西翻譯過去，要說明這一個小小的名詞，你恐怕得加四五頁的註解，你的人民怎麼能跟我們的人民比，我們的人民整天接觸的都是這些。即使那些沒有文化的老百姓，每天聽評書：一出場來一個“白鶴亮翅”，我說，你怎麼翻譯?我們的芭蕾舞動作“倒踢紫金冠”。芭蕾舞是從你們西方來的，但是到了我們中國，我們有個動作叫做倒踢紫金冠，你怎麼翻譯?即使象李白那麼簡單的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它是很難翻譯成英語的。我們的文明的發展，漢語的發展，那是舉世無雙的，西方人要理解我們，很難。以前覺得諾貝爾獎挺高的，現在我看並不高，因為即使西方認可的那些文學大師，大多數都沒有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里大概有五分之一的人是文學界的大師，剩下的都不是。特別是近年來發的這些獎，那些名字我連記都記不住，從來沒看到過這些人的名字，他的作品讀都沒讀過。諾貝爾文學獎現在搞名額分配，搞平衡。看非洲人這幾年沒獲獎了，就給非洲人，倒很像單位評職稱，變得沒有公信度了。所以，有的大師獲了諾貝爾獎卻拒絕領獎，薩特就拒絕領獎。我覺得，獲獎本身是一個不錯的事情，但是，沒必要把這個事情看得特嚴重。我有一個夢想，我希望有一天，中國設一個具有世界權威性的文學獎，讓外國作家以獲這個獎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