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頁

　　  可是由於晚清時中國面臨著民族危亡問題，雖然武俠小說中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民族卻越來越需要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運動中，比如說，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這些人中開始重新鼓吹武俠精神。包括魯迅等人，他們都很推崇一種帶有俠義色彩的鐵血精神。晚清的革命黨人，從武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種俠義，“俠義道”的精神。比如說，我們知道著名的革命黨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個號，叫鑑湖女俠，自號鑑湖女俠。其實很多革命黨都是起了這樣一個帶有武俠精神的號，以俠客精神自詡。他們認為，要改變當時中國的現實，非有一腔俠義精神不可。

　　  武俠小說中的俠義(4)

　　  我們都知道譚嗣同的故事，譚嗣同他自己願意，為了變法而流血，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中國變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為沒有人流血犧牲，他說“此國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國需要這樣的人，“請自嗣同始”--請從我譚嗣同開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來慷慨就義。這種俠義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麼在晚清的時候，俠義精神在現實生活中，開始逐漸地復甦，國人就認識到，中國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俠義精神的墮落有關係，國家腐敗了，沒有人出來挽救山河。我們看，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革命，它是很悲壯。我們看，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等革命黨領導了一次又一次起義，這些起義大多數失敗了--其實看上去是明明要失敗的，不過是在海外募集了一點錢，然後回來製造炸彈，然後找幾十個人，懷裡揣著炸彈，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彈，就去攻打總督衙門，那能勝利嗎?如果用統治者的話來說，這不是來送死嗎?所以這些起義大部分都是寡不敵眾，這些革命黨大多數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從軍事上看，他們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但是一次又一次這樣的犧牲，它積累起一種思想意義，能夠喚醒國人。所以我們如果去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時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時候，是會非常非常感動的，因為他們自己去的時候就知道要失敗，要死。很多朋友可能還讀過林覺民的《與妻書》。我們看《與妻書》里寫的，就是這樣一種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來了，他已經告訴自己的妻子，以後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擊石，但是他就是要拋棄自己那樣幸福的愛情生活。所以說，這些人是現實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俠客。

　　  那麼到武俠小說中的這種俠義精神的恢復，是要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出現了新的武俠小說，我們後來把它叫做“現代武俠小說”。可能一些年紀大的朋友，可能會熟悉這樣的名字。比如說，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紀大的朋友會讀過。還有還珠樓主，這樣的名字可能你們知道。

　　  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江湖奇俠傳》為代表的新的武俠小說。後來就慢慢地進入一種繁榮階段，出現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愷然。他有一個重要作品，叫《近代俠義英雄傳》。這個小說裡面有兩個主要人物，一個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這裡塑造的;還有一個，也是歷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當年和譚嗣同有過來往的這樣一個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現實生活中的真人。在這部小說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個，為國為民的大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節是寫霍元甲，三打外國大力士，這個後來很多影視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國大力士打擂比武，並取得勝利的。這個情節，它是現實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當時很轟動的新聞。在這個小說中，他寫霍元甲三打外國大力士，他寫霍元甲的目的，是為了不讓國人受辱。其實，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俠，他是不輕易出來走動的，不輕易出來參與俗事的，每天經常出來參與各種媒體，參與各種集會，這些人往往不是大俠，有一部分可能是騙子;不是騙子，也不是修養很高的人。我小時候接觸過很多武術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輕易不打架的，跟別人發生衝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這種人，本來也是應該安安穩穩地，過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實在看不下去，這個外國大力士在擂台上公開地侮辱中國人，所以他要為國雪恥，不讓國人受辱，所以他才出來。所以他說，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呢，無端找他們這種受人豢養，供人驅使的大力士比武，實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認為，這個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這些大力士，這些所謂“大力士”就是受人豢養的，到這兒來表演掙錢的，我跟他們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嗎?多跌份哪!為什麼還要出來去比呢?是實在忍不下這口惡氣。那麼霍元甲在為國雪恥的同時，沒有走到另一個極端，他沒有因此，就是打敗了外國大力士之後，就說明我們中國人強，外國人不行，他沒有這樣。所以他並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武俠小說中的俠義(5)

　　  而霍元甲所說的“報國”的這個“國”，並不是朝廷，而是中華民族。他說：“至於大清的江山，也用不著我們當小百姓的幫扶。”這個小說裡邊，寫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報國，我為國雪恥，是這個民族，不是那個朝廷。所以這裡面，就表現出平江不肖生這個作家，他所推崇的俠義精神。其實是一種人民性，是一種出乎天地正氣，為國為民的大俠精神。

　　  而現代武俠小說，從一開始所奠定的現代武俠精神，後來在梁羽生、金庸那裡，都得到了繼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說，梁羽生、金庸他們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許多基本東西都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他們只不過接過來接力棒而已。

　　  那麼究竟如何理解武俠小說中俠義這個概念，一直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很多人推崇我前面讀過的司馬遷說的“救人於厄”，在人困難的時候幫助人。那麼還有人認為，“俠其實是最自私自利的”。這是兩種觀點，相去不可以道理計，這兩種觀點天壤之別。

　　  那麼我很贊同北京大學陳平原先生的觀點。陳平原先生認為：“武俠小說中的‘俠’的觀念，不是一個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可用三言兩語描述清楚的客觀的實體，而是一種歷史記載與文學想像的融合，社會規定與心理需求的融合，當代的視野與文類特徵的融合。”他說了這麼幾個“融合”，就是你說，武俠小說這個“俠”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其實是一種“融合”，既有歷史上真的武俠的影子，也有我們頭腦中的想像，最後融合成武俠文學中的俠客。所以我們關鍵在於，是考察它是怎麼融合的?融合的趨勢是什麼樣?而不在於，我們去給它進行一個明確的定義，說俠是一二三四五，不在於給它這樣一個定義。但是我們從現實閱讀的經驗出發，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融合越來越賦予俠義以英雄色彩和高尚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