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頁

　　  沉重的幽默：錢鍾書的《說笑》(7)

　　  笑其實是不能提倡的。錢鍾書這樣層層深入地解剖，他寫出，真正的笑是一種非常高雅的境界。也許幾百年後、幾萬里外，才會有人理解。這就像佛經上所說的迦葉的“拈花一笑”。再推理下去，提倡起來的“幽默”是什麼呢?提倡起來的“幽默”就變成滑稽的小花臉表演。小花臉與幽默有什麼不同呢?如果你有疑問的話，錢鍾書一個字就道破了它們的區別：“真有幽默的人能笑，我們跟著他笑;假充幽默的小花臉可笑，我們對著他笑”。一個“對”、一個“跟”，兩個普普通通的詞在錢鍾書筆下就點鐵成金了。最後錢鍾書有力地說，“小花臉使我們笑，並非因為他有幽默，正因為我們自己有幽默”。通過小花臉的反面對比，使讀者對“幽默”的理解又深化一層。我們對於“幽默文學”的理解也深化了一層，使得那些自以為是幽默大師的人看上去成了戲台上的小丑。你看有誰封自己為“幽默大師”嗎?這是很難封的。

　　  現在電視裡經常有很多無聊的相聲、小品，還有港台式的鬧劇，其中的確有一些真有幽默才華的人。甚至達到藝術大師級的人，可能也有。但是很多的人，或者越來越多的人，在那裡自以為“幽默”，而觀眾常常被他們搞得很難受。有時候我們笑了，不是因為他們演得好，而是因為他們演得很拙劣，我們發出了嘲笑。現在從港台、新加坡南洋等地傳來一個詞，叫做“搞笑”。現在經常用“搞笑”這個詞來代替幽默、滑稽。什麼叫“搞笑”?你想啊，就是說本來沒有笑，去搞出一個笑來，去搞一搞，搞個笑。“搞”這個字的功能真是厲害，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們宿舍有一個南方同學，什麼都是“搞”。比如我們一起去吃飯，就是“搞個飯來吃吃”;我們去看書，他說“搞本書來看看”;然後他晚上睡覺了，我說，“你搞個覺來睡睡”，他說，“這不行”。什麼都可以搞，那麼“笑”也是可以搞的嗎?搞出來的笑一定就不好笑。現在很多人以為自己很幽默，不知道他們的“幽默”是以什麼做標準。在大家還沒有入學的時候，你們也許聽說過，北京大學曾經請著名影星周星馳來講座。據說當時盛況空前，人山人海。大家把周星馳當作“幽默大師”。還有一次，北大某社團請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持王小丫同志前來講座，也是盛況空前。很多北大同學認為，哎呀，王小丫真了不起呀，學問多淵博呀，你看人什麼問題都會!我在這裡沒有貶低王小丫和周星馳的意思，我認為他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都做得很好，不愧是勞動模範。我對他們沒有任何的不尊重。我只是想說，假如北京大學的學生認為王小丫是學識淵博的人、認為周星馳是幽默大師，那，這就是北京大學的恥辱，也就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也就是說，我們中華民族的幽默水平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所以我們今天看看六十多年前的人寫的這個“搞笑”，寫的這個“幽默文學”這樣的文章，仍然可以促使我們深省，仍然可以發人深省。我們今天社會上有多少笑是真正從心靈中流露出來的呢?有多少是製造出來的?你可以心裡有一個譜。  

　　  下面我們看第四段。錢鍾書《說笑》的第四段說：“所以，幽默至多是一種脾氣，決不能標為主張，更不能當作職業。”我開頭說，有人命令我寫這個“幽默文學”，幾乎要把這個當成我的職業，真是使人痛苦。“我們不要忘掉幽默(Humour)的拉丁文原意是液體;換句話說，好像賈寶玉心目中的女性，幽默是水做的。把幽默當為一貫的主義或一生的衣食飯碗，那便是液體凝為固體，生物製成標本。就是真有幽默的人，若要賣笑為生，作品便不甚看得，例如馬克·吐溫(Mark Twain)。”我們這裡可以看到錢鍾書先生對馬克·吐溫的評價，一句話就可以看出他對馬克·吐溫評價並不高。我也在一些講座場合回答過我與馬克·吐溫的關係，當我表示我也不太看重馬克·吐溫的時候，很多人表示“你算什麼呀?你敢看不起美國人?”令我無話可說。

　　  沉重的幽默：錢鍾書的《說笑》(8)

　　  “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德國人好講幽默，然而愈講愈不相干，就因為德國人是做香腸的民族，錯認幽默也像肉末似的，可以包紮得停停當當，作為現成的精神食料。”每個民族的人可能都給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留下某些特性、某些主要的精神氣質。比如一般我們都認為德國人是最嚴肅的人，英國人是幽默的，說什麼法國人是浪漫的，什麼俄國人是懶惰的之類，只有中國人是深不可測的。只有中國人不知道中國人一天到晚在想什麼。比如有人說在路上丟了一塊錢，掉了一塊錢的硬幣，這美國人馬上就會去打電話，“報告警察，我丟了一塊錢，馬上來給我找，我是納稅人，必須為我服務”，這是美國人的態度;要是英國人呢，聳聳肩膀就走了，“這算什麼?沒什麼”;如果是德國人呢，就會把他丟錢的這個範圍，縱橫各劃上100道，劃成一萬多個小方格，拿著放大鏡，挨個去一個格一個格地找，以非常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一定要找到這一塊錢，而且往往能夠找到;如果是日本人呢，假裝表面上沒事，回到家裡拼命地自我懺悔，自我譴責;如果是中國人會怎麼辦呢?中國人會說，“算了吧，誰撿到就當他是買棺材去吧”，這是中國人的態度。而這裡錢鍾書對德國人的評價那顯然是認為德國人是沒有幽默的，認為德國人是比較偏重於嚴肅的。而我們在大量的西方文學作品特別是影視作品中，都看到德國人往往被塑造成沒有情趣的。但是我也看到德國有很好的幽默文學，包括有很好的漫畫。德國有一個布勞恩的《父與子》，不知你們看過沒有，非常好的漫畫。其實德國人的情趣是特別高傲的，英法他們的幽默是比較世俗的幽默。錢鍾書接著說，“幽默減少人生的嚴重性，決不把自己看得嚴重。”要注意這一點，幽默的人首先要能夠反躬自省。“真正的幽默是能反躬自笑的，它不但對於人生是幽默的看法，它對於幽默本身也是幽默的看法。”任何一種命題，要上升到對自己的一個反躬的評價上來，你才能夠最後完成。“提倡幽默作為一個口號，一種標準，正是缺乏幽默的舉動;這不是幽默，這是一本正經的宣傳幽默，板了面孔的勸笑。我們又聯想到馬鳴蕭蕭了!聽來聲音倒是笑，只是馬臉全無笑容，還是拉得長長的，像追悼會上後死的朋友，又像講學台上的先進的大師。”

　　  這個第四段就是文章中“起承轉合”的“合”，是做結論的部分。但是錢鍾書做結論也依然是，我們看，旁逸斜出，揮灑自如。他首先指出，幽默不能成為主張和職業。幽默成為主張和職業，就壞了。其實不光是幽默，很多事情都不能成為主張和職業，一旦成為主張和職業，就嚴重地損害了這個事情本身。在座的大多數，我想，是抱著對文學的某種希望、夢想，來到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我也是這樣，當年我的很多同學、朋友都是這樣。大家本來是因為愛好文學而考入中文系的，沒有想到，中文系誤我終身啊。因為一旦你把它當成職業之後，馬上就減少了很多樂趣。首先是減少樂趣了，你跟別人就不一樣了。別人看小說、別人看電影，是非常輕鬆的欣賞，你不一樣，你看小說、你看電影的時候，總是心懷鬼胎，老想啊這是主題、這是結構、這是倒敘，你老想著這些東西，你跟別人就不一樣了。你首先是一個職業變態者，就是說，任何東西變成職業之後，都有損害。啊，那怎麼辦?沒辦法，你已經上了賊船了，你已經被我們騙到中文系這條船上來了。是吧，你現在就只有意識到這一點，首先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然後想辦法減少職業化的危害。我們還有很多人，在中文系很長時間，當了教授、當了學者，可能學問做得不錯，但他慢慢地就把這個東西當成一個職業了，他已經缺少了那顆文學的心。他的腦子裡已經沒有夢想了，他看到任何文學作品，沒有喜怒哀樂了，他看到的都是那個庖丁解牛之後的部件，看到的都是骨頭，看到的都是筋，啊，這是結構、這是反諷、這是什麼什麼東西。他看文學作品跟做數學題是一樣的，最後呢，就容易泯滅天良。這一點不是誇張。在我們文學研究界，有大量的沒有天良的人，而他並不是生來這樣的，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職業化所導致的。我覺得一個人從事任何職業，都要小心自己這個職業本身給自己帶來的危害，就像發明原子彈的那些科學家一樣，我們不要等原子彈爆炸了之後，我們再去懺悔，其實人文科學界照樣有一顆一顆的“原子彈”，害起人來也是綿綿無窮的。幽默不能成為主張和職業這一點，我覺得錢鍾書指出得非常及時。如果說魯迅那樣的批判呢，可能對方不容易接受，就講“啊，你就把問題上綱上線提得特別高”，但錢鍾書完全是從哲理的、從美學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我覺得他這樣的講法更能被人所理解、被人所接受。因為你成了職業之後，就變成了與幽默的本質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