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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件事都是相當高明的馬屁,高明到有些肉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謙恭。就連裴松之都質疑說:“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因此這些行為說明不了甄宓是孝婦,只能證明她有智慧,工於心計。她越是處心積慮地討好卞夫人,越證明她是在掩飾些什麼,圖謀些什麼。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京兆金禕、太醫令吉本、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人在許都發動叛亂。曹操的心腹王必身死。一個帝國的政治中樞居然發生了近臣叛亂,而且還是發生在劉備與曹操在漢中大戰之時,關乎曹魏的生死存亡,這已經不能用警衛疏失來解釋。

    這種叛亂,必然是經過了長期醞釀、籌備和組織。所以它雖然爆發在建安二十三年,策劃卻應該是在更早的時候。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

    在那一年,鄴城的太子妃恰好正因為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將完成而變得特別高興。這兩者之間,很難說沒有什麼因果聯繫。

    那麼一個大致結論便可以得出來了:甄宓,正是這一起叛亂的幕後推手。她在建安二十二年安排好了一切,親手種下這些叛亂的果實,然後興致昂揚地看著它們發芽、結果。

    這等規模的叛亂發生在肘腋之間而高層全無覺察,內務安全的最高負責人曹植難辭其咎。曹植雖然貪杯,卻並非庸碌之徒,手底下還有楊修、丁儀、丁廙兄弟這樣的幹才,可為什麼還是讓這起叛亂發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給曹叡的奏章里說的“絕纓”事件,這個事件恰好可以把這一切疑問都串起來。

    甄宓很清楚曹植對自己的感情,並且敏銳地覺察到這種感情是可以利用的——還有什麼比控制安全事務最高負責人更有效的叛亂策謀呢?

    當時的鄴城,曹操、卞夫人和曹丕都不在,為甄宓提供了絕好的環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這個多情種子就會不顧一切地鑽入彀中。於是“絕纓”事件發生了,誰絕誰的纓,這很難講,我們也無從揣測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看到的只是結果。結果就是曹植玩忽職守,鄴城與許都的治安變得漏洞百出。讓吉本、魏諷等人從容鑽了空子,以致釀成大禍。

    這個貫穿整個建安二十二年的陰謀,就是絕纓事件的真實面貌。可我們現在知道的,只是一些發生過的事實,而這些事實背後隱藏的東西,始終還遮蓋著重重的迷霧。每一個陰謀,都會有它的動機和目的。甄宓不是瘋子,她如此處心積慮,究竟意欲何為呢?

    要理清這個問題,我們須得從“絕纓”事件的後果開始說起。

    曹丕和曹植對於太子之位的爭奪相當激烈,原本曹操更傾向於曹植,好幾次差點就定了他當太子,可曹植的不修行檢始終讓他心存猶豫。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出征前對叛亂有所預感,所以有意把鎮守後方的重任交給了曹植,算是對他的最後一次考驗。如果曹植順利通過,那麼太子之位幾無懸念。  

    但吉本和魏諷的叛亂,徹底斷送了曹植的太子之路。

    仔細考察這場叛亂,我們可以看到,有兩個特點:第一,規模非常小,參與者不過吉本、韋晃等人雜役家僕千人;第二,政治影響非常大,吉本叛亂後,曹操把漢獻帝身旁的漢臣屠戮了一半。

    叛亂規模越小,對國家影響越微弱;政治影響越大,對於責任人的壓力就越大。這種程度的叛亂,就像是一捆精心設置好爆炸當量和爆破方向的炸藥,不足以動搖國本,但足以引發對某些特定人物的致命批評。曹植作為內務安全最高負責人,經此一役,徹底一蹶不振。

    然後一直隱藏在幕後的身影慢慢浮現出來。

    甄宓的丈夫——曹丕。他在建安二十二年那個極其敏感的時刻,被曹操立為了太子。

    他似乎一直都置身事外,但又都無處不在。如果說,是甄宓一手策劃的這起叛亂,那麼最大的受害者是曹植,而最大的獲利者,正是曹丕。這忍不住讓人聯想,這一起叛亂,莫非是曹丕故意派甄宓策動,用來打擊曹植的?

    這本該是個猜想,不過,在建安二十四年發生的一件小事,讓這個猜想變成了事實。

    當時曹操對於曹植仍舊抱有一點點希望,所以當曹仁被關羽包圍,他給了曹植最後一次機會,任命他為南中朗將行征虜將軍,派去救援曹仁。可誰知道曹植這個不知長進的東西,竟喝了個酩酊大醉,醉到連將令都無法接。從此,曹操對這個不肖子徹底失望。  

    以上是出於《三國志》的記載,讀者看了會覺得曹植可真是糊塗蛋。可《魏略》卻給了另外一個不同的說法:“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偪”是“逼”的舊體寫法。可見曹植的失態,並非出於本意,而是被太子曹丕所陷害。曹丕故意讓弟弟喝醉,以錯過出征。這次醉酒,並非一次孤立事件,而是證明了曹丕一直在緊緊盯著曹植,從來沒有放鬆過警惕,也不放過任何一個使壞的機會——這當然也包括了指使甄宓策動的那一次叛亂。

    曹丕很清楚,對付曹植,最有效的人選就是甄宓。對於他這種權勢薰心的人來說,只要能夠毀掉曹植,犧牲個把老婆也並非不可接受。他不會接受自己戴綠帽子,除非對上位有好處。

    曹植是個至情至性之人,就算他發現了真相,也絕不會去告發甄宓,因為那會將他所愛之人置於死地。曹丕算準了自己弟弟這種幼稚的性格,才會肆無忌憚地利用甄宓一次又一次傷害他——甚至我有一個更大膽的猜想,在那次臨出征前的對飲中,也許曹丕在席間只需輕輕透露說,甄宓是在利用你,曹植就會心緒大亂,借酒澆愁。沒有什麼比自己愛人傷害自己更痛苦的事了。  

    而曹丕對於甄宓給自己戴綠帽子這件事,恐怕也並非毫無心結。這個心結在他登基之後逐漸膨脹,最後終於導致了曹丕與甄宓的爭執,甄宓的失寵以及最後的死亡。自私的男人,始終是自私的。

    事情很清楚了,曹丕是這一切的根源,他為了獲得太子位,不惜派甄宓去誘惑曹植,藉此打擊競爭對手。證據確鑿,板上釘釘。

    但他卻不是唯一的一個獲利者。

    其實獲利者還有一個。

    這個人是曹丕身旁的智囊,姓郭,沒有名字,卻有一個有趣的字,叫女王。我們不妨把她叫做郭女王。她不是什麼謀士,而是曹丕的一個妃子,迎娶於建安二十一年。

    又是建安二十一年!

    建安二十一年真是個奇妙的年份,幾乎所有的演員在這一年紛紛登上舞台熱身,然後在建安二十二年開始了正式的演出。

    郭女王與別的女人大不相同,甫一進門,就顯示出了卓越的天分。她對於曹丕的意義,不是女人這麼簡單,用史書上的一句話描述已經足夠:“後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後有謀焉。”短短兩句話,一個女中諸葛的形象躍然而出。

    讓我們仔細咀嚼一下這兩句話。“文帝定為嗣,後有謀焉”,意思是曹丕奪太子位,郭女王參與了謀劃,而且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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