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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里和各省有矛盾，尚書和侍郎之間有矛盾，下邊的主管、職員又分成好幾個派系，郵傳部內部可謂山頭林立，一潭水深不可測。郵傳部存在的時間是1906年到1912年，短短6年時間，一把手換了13次，最短的一個任期不到半個月。好事的人甚至傳言，郵傳部的位子坐上去不吉利。這個當然是迷信的說法，其根本原因，還是內耗太消磨人了。第6任尚書、曾經做過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徐世昌深知其中三昧，他曾經長嘆道：“郵傳部事難辦在權限不一，即用人猶如此掣肘，況兼交涉更須與外務部合辦，無怪歷任尚書無久任者。”
郵傳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產物，其建立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雖然說它也做了一些利國利民的好事，但終究清朝已經從根子上朽壞了，不是哪幾個人或機構所能挽回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郵傳部改為交通部。現在台灣地區的“交通部”仍然管理電信郵政業務，就是此事遺存。
惜墨如金——中文電報的奧秘
可能不少人都還記得，小學時代的應用文訓練里總有練習寫電報的內容。老師先給出一件事，然後要求大家擬定電文，誰能用最少的字數把事情說的最清楚，就能得一朵小紅花，讓鄰桌女生多看自己一眼。
我那時候好奇，問老師為啥作文都是字越多越好，電報卻是字越少越好。老師回答說因為電報比較貴，所以要省錢。我生性不求甚解，沒繼續問下去為啥電報會那麼貴。
現在我知道了，電報最大的特點，就是惜墨如金。電文和其他文體截然不同，講究言簡意賅，能一個字說清楚的絕不用兩個字。沒辦法，貴啊。一直到電報行將消亡的時候，它的費用在郵政手段里還是屬於比較高昂的。
李敖講過一個故事。1948年的時候，中國海軍在南海抓了一個大海龜，各大報紙都把這當奇聞軼事來報導。但其他報紙都說抓到的是玳瑁，唯獨《世界日報》駐上海記者說是烏龜。當時的主編成舍我大怒，發去電報責問，全文僅10個字：“人皆玳瑁，我獨烏龜，何也？”其對字數的計較，可見一斑。
甚至在新文化運動時爭論文言文與白話文優劣時，電報還屢屢現身而出當裁判。
黃侃（一說章太炎）就拿電報舉過例子，說如以白話文來寫：“爸爸死了，快點回來呀。”實在囉嗦，若用文言文寫，只須4個字：“父亡速歸。”可見文言可適合於新時代生活。
另外一個傳說是關於胡適的。有一回他在北大給人講課，免不了頌揚白話文幾句，有學生起立質疑。於是胡適說前兩天有人邀請他去作行政院秘書，被他推辭。他讓學生以此事為例，讓他們以文言文擬一封推辭電報。其中一封用字最少的文言電報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胡適大筆一揮，用白話文只寫了5個字：“幹不了，謝謝。”
這兩個故事都有偏頗之處，故意把反對的文體寫得很長，把支持的文體寫得很短，權當趣事則罷。但這也反證電報費用之貴，已經使人達到對字數錙銖必爭的地步。
可是電報為啥這麼貴呢？電報的費用主要是產生於兩個環節。
第一是它的傳輸費用。
電報的原理很簡單，說白了就是通過線路傳遞長、短電脈衝信號之間的規律性交替。不過這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
咱們的想像中，電那和光的速度一樣，都是每秒30萬公里，拿電來通訊可以瞬息跨越幾大洲，無比快捷。其實沒那麼簡單，電報原理被提出來以後，科學家通過大量實驗已經知道，電流通過電纜的速度取決於電纜的電阻和靜電容的乘積，信號的推遲比例等於電纜長度的平方。換句話說，電纜越長，信息傳遞速度越慢。
早期的電報以直流傳輸於架空單線鐵路，以地氣完成迴路，不能跨越海峽或遠涉重洋。1850年，第一條水線跨過英吉利海峽，和法國連接到了一起，並產生了一個新的英文單詞cable——海底電纜。
世界上第一條跨洲電纜是1858年從華盛頓穿過大西洋鋪到倫敦的海線。當時美國總統布坎南發給英國首相巴麥尊一封電報：“上帝保佑，希望電報能成為民族永久和平與友誼的紐帶。”這封電報的願望很好，一共150個字母，卻足足發了30個小時。這條電纜命運多舛，鋪設的時候就曾經在12000英尺水下崩斷。等到建完後一個月，因為電纜絕緣被擊穿而徹底報廢。
一直到開爾文勳爵（又名威廉·湯姆遜）改進了無定向反she電流計、發現了正負電流發報規律，電報的傳輸速度才有了提高。後來經過科學家不懈努力，這個技術難題基本得到了解決，但成本仍舊相當高昂。
第二種是電報的解碼成本。因為電報傳遞的只是信號，還必須讓人把文字翻譯成電碼，再把電碼翻譯回文字。這在電腦面世之前，是個吃力的活兒。看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人，應該還記得列寧去世那一段兒：
〖在舍佩托夫卡火車一站的報務室里，三架莫爾斯電報機啪嗒啪嗒地響著，只有內行人才能聽懂這不絕於耳的密語。
兩個女報務員都很年輕。從開始工作到現在，經她們手收發的電報紙條，頂多也就兩萬米長，可是，跟她們同事的老報務員卻已經超過二十萬米了。收報的時候，他用不著像她們那樣，看著紙條，皺著眉頭，去拼讀那些難認的詞和句子。他根據電報機的嗒嗒聲，就能把電文譯出來，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在紙上。現在他正在收聽並記錄電文：“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記了聽機器的響聲。等他回過頭來，已經漏過了一段電文，他托起紙條讀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時五十分……”他迅速抄下這段電文，然後放下紙條，用手托著頭，繼續往下聽：“在高爾克村逝世……”
他慢慢地記下來。一生中他不知收聽過多少訃聞和喜訊，他總是最先知道別人的痛苦和幸福。那些簡略而又不完整的句子究竟說些什麼，他早就不去留意了。他耳朵聽著，手機械地記著，根本不理會它的內容。
不過是某某人死了，通知某某人而已。老報務員已經忘了電文開頭的幾個字：“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同文發往各站！”機器嗒嗒地響著，他邊聽邊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他平靜地坐在那裡，已經有點累了。
在某個地方死了一個叫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人。他現在把這個噩耗抄下來，有人收到後會悲傷地放聲痛哭。可是這跟他毫不相干，他不過是個旁觀者。機器嗒嗒地拍出幾點，一划，又是幾點，又是一划。老報務員聽著這熟悉的聲音，立即譯出第一個字母，在電文紙上寫了一個“R”，接著又寫上第二個字母“W”，然後又工整地寫上“H”，兩豎中間的短橫還特意描了兩次。“H”後面是“X”，最後一個字母一聽就知道是“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