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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報機接著打出了間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瞥了一眼剛剛抄錄下來的五個字母，拼在一起是：“REHXH”（“列寧”）。〗
熟練的莫爾斯電碼電報員一秒可以傳送一個字母，但培養出一個合格、高效的電報員卻十分不容易。每天面對著不同的點、劃，就算是鐵人也都麻木了。這種狀況一直到1920年發明了電傳打字機，電報員才算解脫了抄電譯電這個苦差事。
在清末民初的中國，電報員是個十分吃香的工作。晚清各電報局的報務人員都由電報學堂的學生組成，每月可以拿到30兩銀的薪水，民國時期的電報員每個月也有100元的收入，而且從不拖欠，相比起一般人來說，待遇相當優厚了。甚至跟同時期的歐、美同行相比，中國電報員的薪水也算得上高人一頭。英國同時期電報員年收入只有5.8英鎊，美國著名大財閥安德魯卡內基在匹茲堡市大衛電報公司當電報員的時候，月薪一開始只有13美元。
這是什麼原因呢？
不是物以稀為貴，也不是因為中國CPI比較低，而是因為中國電報員比國外同行更辛苦。
這其中的原因，就涉及到中文的電報碼問題。
電報是靠信號傳播的，這樣就需要用一套系統把文字轉譯成電信號。莫爾斯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創立了莫爾斯電碼，用點、劃兩種狀態組合成了26個英文字母以及10個阿拉伯數字。不過莫爾斯電報使用的是“不等長碼”，每個字母和數字之間的碼長都不等。比如E用一個“。”來代表，而Y則是“-.--”，兩者之間差著三位電碼，容易造成混亂。一直到1874年，法國人艾米爾博多（EmileBaudot）才發明了基於等長碼技術的博多電傳碼。
隨後各國雖然文字有所不同，但都是以這個系統為基礎來發展的。
到了中國這裡，問題就來了。
英文字母只有26個，德文字母有30個，義大利字母有21個，就算是夾雜了漢字的日文，也可以用五十音圖來表達。只要配合相對應電碼，就可以很簡單地進行收發報。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塊字，以單一漢字為基本單位，光是常用漢字就有3000多個。指望把只有點、劃兩種元素的電報碼排列成3000種不同組合，這是不可能的，就算編成了，也異常冗重。
電報剛傳到中國的時候，都是外國人在使用，這個問題還不算太明顯。可當電報的應用範圍逐漸擴大以後，中文電碼的嚴峻性就凸顯出來了，總不能讓中國人在中國也用英文互相發電報吧？那時候的形勢有點像電腦剛開始在中國流行開的時候，一批人叫著“漢字不亡，中國必亡”；還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漢字編碼。如豆的油燈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揮汗如雨地琢磨著。
、]中國最早出現的中文電報編碼，是一種所謂“四碼法”。發明者已經不可考，最先把這種辦法整理出來是在1873年，一個駐華的法國人威基傑參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選了6800個漢字，編成《電報新書》，後來鄭觀應把這本書改編了一下，使之更適用於中文，增加了更多漢字，改名叫《電報新編》。從此這種“鄭碼”便成為中國電報長期以來一直採用的系統。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四碼法是一種最簡單的編碼，它不用什麼技巧，單純靠蠻力。它以10個阿拉伯數字對應漢字，每一個漢字用4個數字的組合表達。比如李2621、鴻7703、章4545。發報員只須把這12個數字發出去，接報員就能根據這12個數字重新組合成“李鴻章”。那封著名的東南自保電報：“此亂命也，粵不奉詔。”翻譯成電碼，就是“2974/0052/0730/0048/4727/0008/1144/6096”。
、]國外都是三碼組成一個語素，只有中國是四碼，所以叫做四碼電報。
、]有一種說法說四碼電報法是1840年李鴻章請丹麥人編寫的，這是瞎說。1844年莫爾斯才在美國國會大廈公開演示他的電報機，李鴻章哪有那種能力提前四年就找人編電碼？
四碼電報是流水式的，和字形沒有關係。說的簡單點，就是把一個個漢字與四個數字組合完全隨機地拉郎配，沒有規律。背誦起來十分辛苦，優點是絕無重複。所以看老照片老電影，解碼員需要常備一本漢字編碼書在手邊，以便時時查詢。
對於生手來說，這種東西用起來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練以後，速度就能達到一個很高的境界，就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裡面那個老譯電員一樣，斜眼一瞥，腦子裡就自動跳出相應文字來。咱們國家現在電報業務接近取消，很多老資歷的電報員改用電腦，他們改不了老習慣，仍舊用電報碼輸入法打字，一分鐘也能打到90多個字。
這就是賣油翁的境界，“唯手熟爾”。中文電報員的標準規範，就是一邊全神貫注地讀電碼，一邊手在電報紙上寫下數字，然後把讀到的數字四字一組譯成中文。有更牛的人，連看都不看，光憑耳朵聽就能下筆抄錄墨不加點。
據統計，清末的中文電報房每分鐘大概可以發出20～25個華文明碼。每一份電報的費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內都按照七個字收費，七字以外另外結算。
咱們就拿陳嘉庚老先生在抗戰時的一封電報作個例子。在兩頁電報紙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組的數字，這個就是中文電報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前電報碼都是手寫的。到了1933年的時候，中國正式引入打字電報機，從此電報碼的抄錄全都變成機器流程，鉛字印刷，省卻了無數人力。
在電報碼的附近，是譯好的中文，每四個數字上就有一個手寫的漢字在那裡。當時的電報譯員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電報碼翻譯過來。
關於陳嘉庚先生的那封電報本身，其實也有故事。1938年10月，汪精衛發表“和平”談話。陳嘉庚聽到了十分憤怒，連續發了5封電報給他，予以斥責。恰好在10月28日重慶召開了第二屆國民參政會。陳嘉庚那時遠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發了一封電報給重慶，裡面闡述了自己的參政提案。
當時他的提案一共有三個：“一、日寇未退出我國土之前凡公務員對任何人談和平條件概以漢jian國賊論；二、大中學校在抗戰期間禁放暑假；三、長衣馬褂限期廢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這個提案甫一由大會秘書處公布，立刻得到了極大反響，當即就有19個參議員聯名附署。據說開大會的時候，坐在台下的汪精衛聽到大會主席公開朗讀該項提案時，面色蒼白，如坐針芒。兩個月以後，他就用行為給陳嘉庚這一提案作了最佳的註腳。
陳嘉庚的提案後兩條無關宏旨，但第一條可謂是鏗鏘作響、擲地有聲，以至於長久以來大家都只記得這一條，而忘了其他兩條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時間這封電報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窺得陳氏提案全貌。
四碼電報影響至為深遠，1926年王雲五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正是沿用“四碼電報”這一形式，四個數字表達一個漢字。但是王雲五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從漢字結構入手，讓漢字和數字之間建立起了獨特的聯繫。不知為什麼，這種檢字方式始終未應用在電報系統上，大概是考慮到漢字編碼之間時有重複，不夠牢靠的關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