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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水師自甲午海戰之後精銳盡失，元氣大傷，一直到1896年才在直隸總督王文韶的推動下重建，飛鷹號快艇（快艇即如今之驅逐艦）就是在這期間購入的。該船是由建造過定遠、鎮遠、濟遠等北洋名艦的德國伏爾鏗（Vulcan）造船廠製造，於1895年下水。飛鷹號船身長259.2英尺，吃水12.6呎，排水量850噸，是唯一一艘擁有四煙囪的艦艇，推動力高達5400馬力，航速最高可達22海里，還配備了兩門克虜伯炮與三支魚雷發she管，是重建後北洋水師中僅有的兩艘驅逐艦之一。以它的速度，想追上航速只有12節的重慶號綽綽有餘。
此時飛鷹號正停泊在大沽口。榮祿立刻給飛鷹號管帶、後來中華民國的第一位海軍上將劉冠雄下了一道命令，讓他馬上拔錨啟航，不惜一切代價追上重慶號，捉到康有為後就地正法。劉冠雄是甲午海戰後碩果僅存的幾位海軍提督，他接到命令以後，立刻出動。不料飛鷹號在海上開了一段時間，劉冠雄卻突然返航，報稱說因為出發匆忙，船上煤水沒有加足，不堪續航。榮祿雖然大怒，卻也無可奈何，因為飛鷹號當時確實與僚艦飛霆號剛剛結束訓練回航，停泊不足三小時即被命令出發追擊。
關於飛鷹號為何突然停止追擊，歷來眾說紛紜。有說飛鷹號確實因煤盡而被迫返航；有說追擊途中飛鷹號鍋爐發生了爆炸；比較傳奇的一種說法認為，劉冠雄是有意為之，因為劉冠雄是北洋水師學堂畢業，流學去過歐洲，思想上很先進，十分支持維新變法，想故意放過康有為。
後來飛鷹號的故事並未結束。辛亥革命後它曾參與護法運動，南下廣州，遂被編入粵海軍第四艦隊，在與陳濟棠的衝突時被飛機擊沉，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空軍擊沉驅逐艦的記錄。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康有為渾然不覺自己在鬼門關里走過一遭，他也不清楚北京城內發生了什麼事情。重慶號在9月22號抵達煙臺補充燃料，要停泊數個小時。康有為一來想散散心，買點水果吃；二來也打聽一下局勢，無論兵變成功與否，現在應該都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在煙臺一定能探聽到什麼風聲。
就在這時，慈禧太后的密電也已經送到了登萊道衙門。原來慈禧太后怕榮祿在直隸轄內捉不到康有為，早已給從天津到上海的沿岸碼頭都發出了語氣嚴厲的加密電報，電稱康有為毒殺光緒，畏罪潛逃，各地碼頭一旦發現重慶號靠岸，立刻派人上船拘拿康有為。
煙臺自《天津條約》開埠之後，一直是通商重鎮，亦是上海聯繫北京、大沽、大連等地的南北電報樞紐。水下陸上電線縱橫，中外電報俱集中於此處中轉。慈禧的緝捕令第一個就拍到了煙臺登萊道衙門。
按說登萊道衙門接到密電之後，應該立刻封鎖碼頭，派人嚴密監視，可是這時候卻發生了一件意外。
由於早期中文密碼編制過於簡單，查閱調看的手續又異常繁瑣，在實際的操作中往往不能及時應變。所以自從清政府啟用電報為官方正式通訊手段後，為了確保不讓人假傳聖旨，特別規定了一定級別以上的大員都可以看電報底稿，確認電報上自動收報的軍機號頭，此命令才算有效。但是同時又有規定，來電的密碼本只有少數官員才能持有。
可巧的是，那天登萊道台李希傑前往膠州，這位大員還頗有職業素養，知道密碼本的重要性，隨身帶著。這一帶不要緊，他手下大大小小十幾名官員大眼瞪小眼，誰也不知道密電里說了些什麼。朝廷有嚴格規定，哪一密級的電報由哪一級官員譯出，不得僭越。慈禧太后發電時用的是最高密級，衙門的電報生只能翻譯出加密的內容，至於內中說了些什麼，除了李希傑的電報本，整個煙臺誰也破譯不了。
晚清官員，大多顢頇。既然破譯不了，那就擱著吧，反正密碼本是李大人帶著的，出了事也是他的責任。於是道台衙門就把這份十萬火急的電報擱在了一旁，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
康有為不知道自己又在生死線上走了一遭，他悠哉游哉地在碼頭上買了點水果，又打聽了一下北京局勢，就回到了重慶號上。重慶號開走半天，李希傑才晃晃悠悠回到衙門，他一看有一封北京來的密電，連忙取出密碼本，翻譯出來一看，臉登時就白了。
這可是要殺頭的大罪呀。
自從有了電報這個新通訊工具之後，清政府在考評官員時多了幾條關於電報的標準。一是要對密碼本進行嚴格保密，不得假手旁人；二是有密電來時，一定要及時譯白執行，不得延誤，還詳細規定了泄密扣薪俸多少，延誤時日要扣除薪俸。李希傑第一條執行得很好，第二條可就麻煩大了。何況這封電文是慈禧太后親自下令的，他這個失誤跟抗旨這等大罪也差不多了。
上海道與登萊道不同，道台蔡鈞接到密電之後早已經嚴陣以待，只等重慶號自投羅網。虧得英國駐上海領事白利南從中斡旋，派了一個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職員在吳淞口先攔住重慶號，找到康有為，把慈禧的密電給他看，康有為這才知道自己大難臨頭。他當即被英國人轉移到英國輪船皮萊瑞號，然後轉送香港，旋即出國，從此開始了流亡生涯。
至於李希傑，他因未譯電報而耽誤了捕拿康有為的行動，慈禧太后得知後十分震怒，批了一個斬立決——他當初在煙臺租界勘界時為洋人作倀，壞事做盡，這也算是一樁報應吧。
慈禧在北京發動政變，不過中午之時，在天津的榮祿便已知道；康有為出逃不過三四日功夫，通緝令便已經傳遍沿海各省。而若不是在北京的英國人獲知清廷密電，及時轉拍給上海總領事館，恐怕康有為也早喪於慈禧之手。這種信息傳遞的效率，在從前是不可想像的。電報對晚清政治的影響，可見一斑。
第二件事發生在1896年，故事的主角是中華民國一代國父孫中山。
當時的孫中山名字還叫做孫文，還遠沒有後來的風光。他在頭一年組織了廣州起義，可惜起事泄密，整個行動被總督譚鍾麟扼殺於襁褓，還白白折損了一條臂膀陸皓東。在撲滅廣州起義後的第二天，清政府即下令在全國通緝孫文，懸賞花紅銀一千元的布告甚至貼到了西貢和新加坡，並加派了大量密探追查他的蹤跡。如何利用電報的迅捷手段來撲滅國內外危險勢力，清政府這時候已經是玩的十分熟稔，通緝電報打到了清政府駐海外幾乎所有使館，差不多成了全球通緝的陣勢。
在這種形勢之下，孫中山不敢在國內多作勾留，他先去澳門，再避香港。香港的一位律師朋友建議他立刻出境，於是孫中山匆匆坐船抵達日本神戶，在神戶割掉辮子割掉，改換西服，表示與清政府徹底決裂。1896年初，孫中山攜妻子盧慕貞與孫科前往夏威夷，接著又輾轉前往美國本土。當時舊金山華人數量最多，於是孫中山前往那裡，還在唐人街發表了講話，號召大家進行捐款。巧合的是，恰逢李鴻章差不多也是同時開始動身訪美，清政府在美國的情報活動空前頻繁，唐人街上的密探特別多。孫中山在唐人街一開口，密探立刻將他的行蹤匯報給了清政府駐華盛頓的公使，說此人形跡作派，很象是通緝令上的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