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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絕對沒有質問的資格或心態，我很真心地請問：
第一，你們認為兩位死者之間，如果曾互相愛幕的話，這是錯的嗎？是道德上的錯嗎？是法律上的罪嗎？
第二，如果你們不覺得兩人有感情是錯的，那為什麼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要一再否認這種可能？為什麼在你們要求外界「勿作揣測」的同時，你們自己卻作了最大的揣測，斷定這件事和愛情沒有關係？
兩位少年，在人生初識愛情的階段，在自由意志之下，如果互相產生了愛意，這到底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地方？！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愛情被規定要「在輔導室留下紀錄」？要被放敗道德的天平上接受審判的？
七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記者陳榮裕的報導——「至於有人揣測兩名女學生可能因彼此的感情關係而有此舉動……校方希望外界勿臆測而造成死者家人及其他人的無謂困擾。學校人員指出，當以此事向該班學生詢問有無跡象時，同學們多笑了，認為不可能。」
我不相信你們笑了，我認為那位「學校人員」敘述有錯。我不相信始終被報導為「充滿哀戚」的你們，在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會「同學們多笑了」。
如果真的有人笑了，會是哪一種笑呢？是「這個問題真荒唐」的笑？是「怎麼扯到這上面來」的笑？是鄙夷還是害羞？到底是什麼地方可笑了？
我還在七月二十六日的中時晚報上，讀到記者陳香蘭引述師大附中輔導室主任黃福的話——「勸社會大眾不要做任何的判斷，因為任何涉及感情的判斷，事關小孩子的名節。」
名節？！我真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這兩個字，是從宋朝哪一位理學腐儒的書上剪下來的？！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你們把兩位少年人之間可能發生的一種感情，當成了可笑的對象？當成了可怕的、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獸？
這種對感情的潔癖，到底是哪裡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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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強調一次，我無意，也沒資格揣測兩位死者自殺的原因。當她們已經用生命來換取一個存在下去的空間時，我們生者只能默默承受，而且尊重她們的選擇。
我們有什麼權利去宣稱「這不可能」、「那不可能」？她們在遺書中都已經不願多說了，你們為什麼還要任意代她們做說明、做裁決？！如果你們要「外界」尊重死者沈默的本心，那你們的尊重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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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大學幾年前曾組了教授團訪問中國大陸，晚宴席間，不知怎麼提起了同性戀的話題。當場一位什麼青年會的「高幹」就站起來得意洋洋的宣稱：「我們中國，絕對沒有什麼同性戀！絕對不可能！」
我一直認為，這個高幹的發言，正具體標示了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地文化高度的差距。中國的高幹什麼時候可以面對同性戀，就稍有可能靠近多元化的社會一小步了。我這一點點天真的、對台灣的自信，被你們在整個事件中表現的價值和行為，打得粉碎。
整個台灣的中學教育，依然對愛情和性充滿盲目的戒心，像清末的人怕照相機會攝去魂魄那樣。課本里可以歌頌任何一種人類的感情，就是不提愛情，好像人類文明，跟愛情或性都沒有關係似的。
自殺事件發生了以後，被建議在中學增設的課程里，依然只見「宗教」、「人生」、「哲學」的課，沒人敢提「愛情」或「性」半個字。台灣一定得這樣鄉愿嗎？我們不都是在愛情的幸福中，肯定了生命與自我嗎？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學校教材為什麼提都不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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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北一女向來沒有關連。北一女的師生怎麼想，怎麼做，可以與我毫無關係的。
可是，當我對著兩位少女遺書里那段——「使我們覺得困難的，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挫折或壓力，而是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就不適合我們。」時，我實在覺得有義務要提醒你們，不論死者自殺的原因為何，請你們想想，你們所以會拒絕面對、會極力排斥、會極度困擾，可能正因為你們就是那遺書中所說的「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啊！
你們已經一再表明了，不能再讓這樣的事發生。可是你們有嘗試稍稍改變她們所謂「在社會生存的本質」嗎？我沒有看見。
我沒有看見任何一點「本質」上的努力或覺醒。
那你們要如何「不再讓這樣的事發生」？
~鼓手咚咚咚~有時家人真可怕
1
有些人的家人很可愛，有些人的家人很可怕。
有些人的家人既不可愛，又不可怕，只是各忙各的，有點冷淡。
我的運氣很好，家人都很可愛。可是我還是常常覺得：「這好恐怖呀！」
好恐怖？什麼事情好恐怖？
「家人不能隨便換！」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每次去餐廳點菜，我都喜歡點些沒吃過的東西，等到食物上來了，如果真的難以下咽，像日本納豆這麼詭異的東西，我就乖乖嘗點味道，把付的錢當做是「觀摩費」，意思等於花錢進博物館去看兩千年前的乾屍木乃伊、增長些見識。
點菜點到不好吃的菜，起碼是自己點的，起碼有這麼點自主的尊嚴、任性的快樂。
戀愛遇到不良的愛人，起碼是自己選的，起碼有這麼點自主的尊嚴、任性的快樂。唯獨「家人」，既沒經過「點菜」的步驟，又不像戀愛可以「交往一陣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