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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常春藤諸大盟校來說，當中就只有哥倫比亞大學一家，心不甘情不願的設了一門「導演學與編劇學」的專業碩士學位，算是過濾掉拍電影過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術部分，當然，也同時節省了驚人的硬體器材費用。我還記得那時坐鎮該研究所的，正是以《飛越杜鵑窩》和《阿瑪迪斯》威鎮影壇的大導演米洛斯福曼。

　　  其實不要說是雄霸美國東北角的這些老名校，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級的大校如普林斯敦、柏克萊、西北、威斯康辛麥迪遜分校等等，也都最多只肯設立電影理論的相關研究所，沒興趣把拍電影的學問，開成專門的研究所。

　　  除了器材經費是一大顧慮之外，擺在第一位的，當然還是各校自我要求的學術標準。

　　  我是深愛電影之人，也確知電影已累積不少值得保存的文明精粹，對於這些名校的老大心態、沙文態度，當然不能完全同意。可是，這種擁學術傳統以自重的精神，依然是我所尊崇的大學之風，只要治校理念明晰，照樣為我所支持。

　　  不過這些名校近年頗受財務重壓，為了多賺學費，也常常廣開善門，大大放寬招生標準。只希望他們晚節能保，找到能兼顧募款與理念的治校高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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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我申請研究所的方向當然也就轉向一批較年輕的大學，這些大學中，也頗有幾所名氣大、而且電影研究所也夠頂尖的學校。  

　　  一般公認美國在電影攝製研究所方面排名最前的幾名，無非就是下列這幾家比來比去——

　　  位於好萊塢旁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南加州大學、紐約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

　　  我在向這幾所學校索取申請書與學校簡介的時候，就開始發現各校不同的理念，而且各有根據，相映成趣。

　　  拿我後來進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來說，我就發現他們雖然每年申請進入電影攝製研究所的人超過六百，而名額只得三十人，但他們在篩選時，卻不重視拍電影方面的經驗，而是以你的創作潛力，做最優先的考量。

　　  這種標準，使得我入學後，發現同班的研究生，分別具備了各式各樣的有趣背景，有念經濟系的、有念法律的，也有念歷史、念人類學的。

　　  加州大學這樣做的企圖很明顯——拍電影這件事，應該登得上學術殿堂，但你從創設期開始，就必須構思：如何擴大電影人的視野、如何使電影的人文基礎更深厚、如何使一家電影攝製的研究所，不至淪落為「職業訓練班」？

　　  加州大學的第一步，就是免除了技術導向的包袱，仔細吸取各領域能為電影再加分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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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州大學的求學過程，當然還讓我見識了各式各樣的大校風範。像該校對我這樣一個外國學生所知不多，就給了我學費全免的優惠；或者天方夜譚般請到影史上第一大師奧森威爾斯駐系指導；或者是全力協助學生實現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學態度；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學生必須擔任電影業中各類職位，並與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強硬原則。  

　　  所有這些經歷，都使我相信了大學理念，並非日趨縹緲的空談，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課程設計、靠號召人力、靠資金運用來逐步架設完成的。

　　  我的性格，受困於體制的可能，遠超過受惠於體制的可能。可是在加州大學的體制下，我很紮實的受了惠，原因很簡單——那個體制，是一個敦促人良性競爭、成全人自我實現的體制。

　　  大學之所以能「大」，大學之所以能「學」，都源於此。

　　  ~上學嗆嗆嗆~別問「這有什麼用？」

　　  1

　　  大學畢業時，爸說：「你一定要念一個碩士學位。不用念博士，可是碩士是一定要的。」

　　  為什麼「碩士是一定要的」？我沒問。爸爸對我的要求非常少，所以一旦他開口了，我都很「上道」的照單全收，當然，也因為碩士大都很容易念，選個容易的科目，常常可以在九個月內就拿到碩士。

　　  博士就麻煩得多，要是不幸遇上貪圖廉價人工的指導教授，想把研究生一直留在身邊幫忙，那一個博士學位耗掉你十年以上，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我就很安然的接受了爸的指示。

　　  「沒問題，一個碩士。」我很有精神的覆誦一次，好像櫃檯後的日本料理師傅。  

　　  「而且要念一流的學校。」爸進行第二階段的指示。

　　  「沒問題，一流學校。」師傅覆誦客人點的第二道菜。

　　  我當然很同意「念一流學校」的想法。我在大學四年，整天聽我有學問的好友阿筆，不斷告訴我西方最厲害的幾間大學，到底都厲害在什麼地方：柏克萊待了多少個得過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院又完成了什麼手術、德國的法學博士和美國的有何不同、牛津的研究生吃晚飯時要穿什麼、康乃爾的研究生為什麼自殺比例最高……聊的都是這一類的事情。

　　  對於在台灣各種爛學校混了十幾年的我們來說，沒事就把這些知識神殿的名字，在牙齒之間盤弄一番，實在是個方便又悲傷的娛樂。

　　  就像兩個台灣的初中男生，翻看著《花花公子》雜誌拉頁上的金髮兔女郎。夾雜著嚮往和民族的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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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對學位的指示，已經清楚收到。「一流學校、碩士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