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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有的用金條換艙位，硬是從原來的乘客手上，把位子買過來。有的靠關係，向爸爸或船公司其他合伙人要到最後幾個位子。
理所當然，這群太平輪的「最後一批乘客」裡面，有當時上海最有錢有勢的一些人，也有爸爸最要好的朋友。
在戰亂的時代里，命運之神似乎背負著他自己也無法控制的戾氣——
太平輪開到半路，出事沉沒。
全船只有三十六人獲救生還。
船上漂流散落的珠寶首飾、佛像牌位，讓許多附近的漁民大吃一驚，悲喜交雜。
2
爸爸從來沒有跟我說過太平輪沉沒的原因。只提過當時他們公司所擁有的每一艘輪船，一律都向英國著名的保險公司投保。唯獨太平輪例外，因為當時爸爸一位相識在上海開了保險公司，為了捧捧人場，就把手上這艘剛要開始在上海和台灣之間航行的太平輪，給這家上海人自營的保險公司承保。
太平輪一出事，這家保險公司，立刻宣布倒閉。
所有賠償，由輪船公司自己負擔。
在太平輪上遭難的乘客，人數之多、牽連之廣，無論再怎麼樣的賠償都不可能讓家屬滿意。
官司始終無法解決，公司旗下太平輪以外的另外兩艘輪船，被鐵鏈鎖在高雄港，直到全部鏽爛，成為廢鐵。還有兩艘貨輪，留在大陸，被***接收。
所謂「我們的輪船」，從此全部跟「我們」無關了。
除了一對皮椅，一架望遠鏡。
3
太平輪是怎麼沉的？我從來沒有向爸爸問過。
一方面我知道這不可能是令人愉快的回憶，沒事拿來問自己的爸爸，未免太差勁。
另一方面，這件事對我來說，實在太遙遠了——所謂「我們的輪船」，我一艘也沒見過。
唯一一次，爸爸跟我說起太平輪的事，是在我念初中的時候，讀到報紙上在講「船王董浩雲」的消息。爸爸就提到太平輪航行一段時間後，董浩雲的船公司才漸漸擁有他們自己的輪船。
於是我放下報紙，問了一個很無聊的問題——
「爸，如果太平輪沒有沉的話，我有的時候就可以坐在輪船上，看著海吃早餐了，對不對？」
「對呀。」爸爸笑嘻嘻的回答我，沒有說別的話。
一直到，我問這個蠢問題的十年後。那時我已經在洛杉磯加大的電影製作研究所念了一學年，忽然收到小說家白先勇先生的來信，問我有沒有興趣開車到加州的聖塔芭芭拉去，到他家幫他修改一個電影劇本。
那部電影的故事，是用白先勇的名作《謫仙記》，導演是當時在中國舉足輕重的謝晉。正在學拍電影的我，當然興高采烈的答應。
《謫仙記》的女主角，是世家女。故事裡她的父親是國民黨政府的駐美大使，一切本來照人世的軌道進行，直到戰亂來臨，駐美大使夫婦兩人，「死於太平輪船難」。
我到了白先勇先生家後，白先勇把手邊的相關資料厚厚一疊拿給我參考，其中有一份影印的剪報，是太平輪出事時，上海各大報的報導。
我看著這份剪報，報導里說：
「農曆除夕前一天夜裡，中聯公司的太平輪，於台灣海峽與無錫麵粉大王榮氏家族榮鴻元所擁有之『廣元』貨輪對撞，太平輪與廣元輪均沉沒。太平輪上乘客，有三十六名被美國軍艦救起，其餘均罹難……」
其他剪報，也有約略提到那艘廣元貨輪，似乎有蛇形現象，在與太平輪相撞之前，即已幾乎與另一艘外商輪船相撞……
不過當時各報大概沒有興趣作進一步的調查。在整版整版的戰亂傷災里，太平輪的沉沒，也只是又一種摧折生命的方法罷了。
白先勇先生很好奇我為什麼對這篇跟故事情節不太相關的剪報這麼在意？
「因為，太平輪是我爸爸的公司的。」我回答。
白先勇目瞪口呆三秒鐘，然後喜而笑曰：「怪不得這個劇本會找上了你！」
4
《謫仙記》後來拍成了電影，片名改成「最後的貴族」。
「貴族」是怎麼變成「最後」一批的？很多人都出了力，而白先勇則順著命運之神的手勢，讓太平輪參與了行刑的隊伍。
白先勇，作為「廣西王」白崇禧的兒子，當然是典型的、「最後的貴族」。
而我呢，是絕對沒趕上最後一批的，我是「最後」又過了很久以後，才出現的。
就算我願意，也早就沒我的事了。
釘皮的椅子，我坐一坐，重得要命的望遠鏡，我望兩眼，如此而已。
一個時代，大火燒天的燒去了。我身邊的，是燒剩下的，東一處、西一處的，明明滅滅的餘燼。
我的童年，常常籠罩在這餘燼隱隱約約的紅光里。
有時候，我伸出手去借一點這餘燼的溫暖。有時候，我用眼睛見證這餘燼覆蓋的繁華。
蔡康永的自言自語
我覺得創作是很美妙的事情，可是，對於人類最常創作出來的東西——「嬰兒」，我最多只能維持三分鐘的熱情。
我覺得教室和動物園是兩種最可笑的地方，如果一定要比高下的話——教室比較可笑。
我小時候家裡確實「很上海」，但我實在沒興趣被當成是上海人。充其量，你可以說我平均每年會被「上海鬼魂」附身兩小時，這樣就很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