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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安寨墾這樣的波蘭人物，為什麼寧願在LA過這樣的生活？答案漸漸浮現了——

　　  安教授興致高昂，酒越喝越多。他從擁擠的書架上搬下來好幾冊剪報，讓我們看他當年得了奧斯卡以後，是多麼風光地要從波蘭進攻好萊塢。

　　  簡報大部分是波蘭文，我們都看不懂。安寨墾又搬下來幾冊電影劇本。

　　  “波蘭！偉大的國家！痛苦的國家！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像波蘭被侵略得這麼悲慘？！這些故事有人好好拍過嗎？沒有！

　　  “這難道不可惜嗎？太可惜了！

　　  “誰，最適合拍出波蘭的苦難？除了我，安寨墾，還有誰？！”

　　  安教授有點醉了，拍著胸脯，舌頭變大，但還是像活過來的貝多芬頭像。

　　  這時，貝爾同學翻到了一本很舊的德文電影特刊，貝爾略懂德文，他看著這本特刊的封面，輕輕碰碰我，指指封面上的女明星，說：“柏林影展的影后。”

　　  我點點頭，我們兩人的動作卻被安寨墾瞧見了，他激動地一把把那本特刊搶過去，秀給大家看——  

　　  流出波蘭去(3)

　　  “柏林影后，美麗吧？！而且，是最好的女演員！帶給我電影靈魂的巨星！”

　　  安寨墾說到這裡，剛好忙到很狼狽的安師母端了一大盤點心上桌，安教授立刻用力抱住師母肩膀，把特刊放在師母的臉旁邊，得意地喊叫：“看哪！我一個人的柏林影后！”

　　  我們這才驚覺特刊封面上艷光四射的女星，跟安師母是同一個人！

　　  師母卻被這個舉動惹毛了，她眼泛淚光，恨恨地罵了一句波蘭話，用力拂開安寨墾的手，搶下那本特刊摔在桌上，轉身回廚房去了。

　　  安教授後來再也沒有在我們面前失態過，他整學期都以高昂的波蘭熱情、濃重的波蘭口音，教導我們他相信的導演手法。

　　  但我們知道，他體內仍然跟他的學生們一樣，燃燒著熊熊的電影夢想吧。

　　  死蛇浪中活

　　  我進UCLA電影所以後，才算開始了我的勞力生活。

　　  除了搬運、做道具、做服裝，算勞力的事情外，剪接其實也是很費力的手工活。

　　  剪接的第一步驟，是選片段，選片段有多累，要看你拍的時候有多瘋狂。拍《發條橘子》的美國大導演庫柏立克，據說同一個表情，可以叫演員演五六十次，演到演員臉部肌肉抽筋為止。  

　　  要從“五十次哭”當中，選一個“最適合的哭”出來，這是剪接的第一步。

　　  本班的暴力派導演銳斯同學，只要拍到暴力畫面，總是情不自禁，叫演員一演再演，要不是財力有限，底片不夠，我看他是很樂意每個殺人鏡頭都拍它個三百遍的。銳斯這樣歇斯底里地拍，進了剪片房以後，當然挑片段就會挑得很累。有一次我陪他挑一個女主角被刺殺時，臉部痛苦表情的特寫，這個鏡頭，銳斯叫可憐的女主角演了三十次，拍到後來，女主角根本不必演，看起來就已經是一臉要死的表情。銳斯進了剪片房，卻看得津津有味，“咦，這一次兩排牙齒間的口水沒有牽絲……”“咦，怎麼這一次口紅被口水洗掉一小塊？……”

　　  可是，即使熱愛暴力如銳斯，翻來覆去地挑到後來，也瀕臨精神錯亂，喃喃自語，兩眼發紅。

　　  好不容易，他總算把三十段影片來來回回算看夠了，小心翼翼地挑了他自認為最最最滿意的一次出來。他很珍貴地把這段影片，掛在他專屬影片大簍的鉤子上。

　　  接下來，銳斯跟我出去吃飯了。等我們吃完飯再回到剪片房，發現房間竟然被鎖住了，我們敲敲門，過了半分鐘，門才打開，只見公牛同學神色有點不自然地跟我們點個頭，走了出來。銳斯往剪片房裡走，，卻又撞上另一個人，是長發散亂的葛洛麗亞。葛洛麗亞一邊整理頭髮，一邊對我眨眨眼，露出頑皮的笑容，也跑出去了。接下來，只聽見銳斯一連串髒話爆炸開來，我跟進去一看，只見銳斯的大簍子被撞翻倒地，片子一段一段的，散落一地都是，銳斯千辛萬苦才挑出來的那一段，當然也混在裡面，如同一滴水回到大海之中，看來銳斯不免又必須重新欣賞他那位可憐的女主角慘死三十次的表情了，而我絕對不相信，他會挑到原來他挑中的那一次。  

　　  至於，公牛君和葛洛麗亞，在剪片房裡做了什麼，會把這麼大個影片大簍子給撞了個碗底朝天呢？我回想起開學時，葛洛麗亞跟我說過她以前跟公牛君“認得”，這學期她會找機會跟他“相認”，讓他想起她是誰來……照情況看起來，公牛君應該是恢復記憶了吧。

　　  浪人之心愿(1)

　　  放四天假的長周末，有錢的莉莎邀幾個同學去華盛頓住她家的豪宅，被邀請的人裡面，有一位娜塔夏，來自俄羅斯，到UCLA念國際法。娜塔夏很壯碩，常把莉莎襯得很嬌小，莉莎跟她很不錯。

　　  我們飛到華盛頓以後，幾個人各自計劃要去不同的博物館，麥鎖門要去航太博物館看登月小艇，狄明哥要去歷史博物館看愛斯基摩人的海豹骨獨木舟，我要去國家畫廊看波提且利和范艾克的畫。娜塔夏說話了——

　　  “我不要去看博物館，我也不要看畫。”她說。

　　  “那你要看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