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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年前，父親攙扶著我第一次走進那病房。那時我還能走，走得艱難，走得讓人傷心就是了。當時我有過一個決心：要麼好，要麼死，一定不再這樣走出來。

　　  正是晌午，病房裡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護士們輕極了的腳步，滿目潔白，陽光中飄浮著藥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進了廟宇我感覺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進１０號病室。她貼近我的耳朵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我說：“您說我的病還能好嗎？”她笑了笑。記不得她怎樣回答了，單記得她說了一句什麼之後，父親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輕盈地走後，我永遠留住了一個偏見：女人是最應該當大夫的，白大褂是她們最優雅的服裝。

　　  那天恰是我２１歲生日的第二天。我對醫學對命運都還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將是一件多麼麻煩的事。我舒心地躺下來睡了個好覺。心想：十天，一個月，好吧就算是三個月，然後我就又能是原來的樣子了。和我一起插隊的同學來看我時，也都這樣想；他們給我帶來很多書。

　　  １０號有６個床位。我是６床。５床是個農民，他天天都盼著出院。“光房錢一天就一塊一毛五，你算算得啦，”５床說，“死唄可值得了這麼些？”３床就說：“得了嘿你有完沒完！死死死，數你悲觀。”４床是個老頭，說：“別介別介，咱毛主席有話啦－－既來之，則安之。”農民便帶笑地把目光轉向我，卻是對他們說：“敢情你們都有公費醫療。”他知道我還在與貧下中農相結合。１床不說話，１床一旦說話即可出院。２床像是個有些來頭的人，舉手投足之間便贏得大夥的敬畏。２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詞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２床講話時，所有名詞都以“這個”“那個”代替，因而講到一些轟轟烈烈的事跡卻聽不出是誰人所為。４床說：“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兒。剛有的一點舒心傾刻全光。一天一塊多房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里出，一天好幾塊的藥錢、飯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里出，何況為了給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負債纍纍了。我馬上就想那農民之所想了：什麼時候才能出院呢？我趕緊鬆開拳頭讓自己放明白點：這是在醫院不是在家裡，這兒沒人會容忍我發脾氣，而且砸壞了什麼還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資去賠？所幸身邊有書，想來想去只好一頭埋進書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個月！我憑白地相信這樣一個期限。

　　  可是三個月後我不僅沒能出院，病反而更厲害了。

　　  那時我和２床一起住到了７號。２床果然不同尋常，是位局長，１１級幹部，但還是多了一級，非１０級以上者無緣去住高幹病房的單間。７號是這普通病房中唯一僅設兩張病床的房間，最接近單間，故一向由最接近１０級的人去住。據說剛有個１３級從這兒出去。２床搬來名正言順。我呢？護士長說是“這孩子愛讀書”，讓我幫助２床把名詞重新記起來。“你看他連自己是誰都鬧不清了，”護士長說。但２床卻因此越來越讓人喜歡，因為“局長”也是名詞也在被忘之列，我們之間的關係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問我：“你是幹什麼的？”我說：“插隊的。”２床說他的“那個”也是，兩個“那個”都是，他在高出他半個頭的地方比劃一下：“就是那兩個，我自己養的。”“您是說您的兩個兒子？”他說對，兒子。他說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結合。他說：“我們當初也是從那兒出來的嘛。”我說：“農村？”“對對對。什麼？”“農村。”“對對對農村。別忘本呀！”我說是。我說：“您的家鄉是哪兒？”他於是抱著頭想好久。這一回我也沒辦法提醒他。最後他罵一句，不想了，說：“我也放過那玩藝。”他在頭頂上伸直兩個手指。“是牛嗎？”他搖搖頭，手往低處一壓。“羊？”“對了，羊。我放過羊。”他躺下，雙手墊在腦後，甜甜蜜蜜地望著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語。大夫說他這病叫作“角回綜合症，命名性失語”，並不影響其它記憶，猶其是遙遠的往事更都記得清楚。我想局長到底是局長，比我會得病。他忽然又坐起來：“我的那個，喂，小什麼來？”“小兒子？”“對！”他怒氣沖沖地跳到地上，說：“那個小玩藝，娘個×！”說：“他要去結合，我說好嘛我支持。”說：“他來信要錢，說要辦個這個。”他指了指周圍，我想“那個小玩藝”可能是要辦個醫療站。他說：“好嘛，要多少？我給。可那個小玩藝！”他背著手氣哼哼地來回走，然後停住，兩手一攤：“可他又要在那兒結婚！”“在農村？”“對，農村。”“跟農民？”“跟農民。”無論是根據我當時的思想覺悟，還是根據報紙電台當時的宣傳倡導，這都是值得肅然起敬的。“紮根派，”我欽佩地說。“娘了個×派！”他說：“可你還要不要回來嘛？”這下我有點發懵。見我愣著，他又一跺腳，補充道：“可你還要不要革命？！”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麼，２床的坦誠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邏輯了。整個冬天就快過去，我反倒拄著拐杖都走不到院子裡去了，雙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無可遏止地痿縮，這才是需要發愁的。

　　  我能住到７號來，事實上是因為大夫護士們都同情我。因為我還這麼年輕，因為我是自費醫療，因為大夫護士都已經明白我這病的前景極為不妙，還因為我愛讀書－－在那個“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大夫護士們尤為喜愛一個愛讀書的孩子。他們都還把我當孩子。他們的孩子有不少也在插隊。護士長好幾次在我母親面前誇我，最後總是說：“唉，這孩子……”這一聲嘆，暴露了當代醫學的愛莫能助。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幫助我，只能讓我住得好一點，安靜些，讀讀書吧－－他們可能是想，說不定書中能有“這孩子”一條路。

　　  可我已經沒了讀書的興致。整日躺在床上，聽各種腳步從門外走過；希望他們停下來，推門進來，又希望他們千萬別停，走過去走你們的路去別來煩我。心裡荒荒涼涼地祈禱：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也給我留下！我確曾在沒人的時候雙手合十，出聲地向神靈許過願。多年以後才聽一位無名的哲人說過：危臥病榻，難有無神論者。如今來想，有神無神並不值得爭論，但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自然會忽略著科學，向虛暝之中寄託一份虔敬的祈盼。正如迄今人類最美好的想往也都沒有實際的驗證，但那想往並不因此消滅。

　　  主管大夫每天來查房，每天都在我的床前停留得最久：“好吧，別急。”按規矩主任每星期查一次房，可是幾位主任時常都來看看我：“感覺怎麼樣？嗯，一定別著急。”有那麼些天全科的大夫都來看我，八小時以內或以外，單獨來或結隊來，檢查一番各抒主張，然後都對我說：“別著急，好嗎？千萬別急。”從他們謹慎的言談中我漸漸明白了一件事：我這病要是因為一個腫瘤的搗鬼，把它找出來切下去隨便扔到一個垃圾桶里，我就還能直立行走，否則我多半就把祖先數百萬年進化而來的這一優勢給弄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