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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決不是什麼一時的衝動，而是對愛情的執著追求，因此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閩川名士傳》中便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唐代貞元年間進士歐陽詹游太原時，結識了一位jì女，兩人情投意合，相愛甚深。後來歐陽詹進京任職，相約到京後即派人來接。jì在太原，朝思夜想，竟至於一病不起，臨終前一刀剪下髮髻，置於匣中，並附詩一首云：“自從別後減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時雲鬢樣，為奴開取縷金箱。”等到歐陽詹派人來接時，捧回的便是這隻匣子。歐陽詹開匣見發，又見其詩，悲痛不能自己，也“一慟而卒”。以歐陽詹進士及第而任京官的身份，何愁不能三妻四妾，嫖娼宿jì？然竟為一jì傷情而死，可見其情之切，其愛之真。
這可真是“婢不如jì”了。
事實上，豈止“婢不如jì”，便是妻妾，能獲此情者，也實屬罕見。其中緣由，頗為值得深究。
顯然，這裡有著兩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無論狎客，還是jì女，他們都不缺少性。青樓女子，賣笑為生，自不待言；而有資格享用營jì或有條件走進青樓者，也大多有妻有妾（當然不一定在身邊）。那麼，他們到底缺少什麼呢？
有妻有妾的男人缺少的是浪漫和刺激。前已說過，中國的傳統婚姻是沒有戀愛過程的。與之相適應，中國的家庭生活是平淡無奇的，夫妻感情是淡漠無趣的。那麼，又有誰願意天天老喝白開水呢？於是，檔次高一點的，就企盼著浪漫，檔次低一點的，便渴望著刺激，他們便都寄希望於jì女。jì女不是自己的老婆，也不是自己的奴婢，卻可以與之“做愛”，這難道還不夠浪漫，還不夠刺激嗎？更何況，jì女不但可以成為性伴侶，也可能成為好朋友，從而有可能在她那裡獲得一種真實的情感。這對於某些渴望真愛者而言，不是極為可貴嗎？
jì女對於愛，就更為渴望。
應該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jì女是被當做性工具來使用的。倚門賣笑，送往迎來，逢場作戲，罵俏打情，是她們的“職業”和“工作”。這種罪惡生涯和虛情假意無疑會使她們心靈枯竭、感情麻痹，極大地喪失愛的能力。但是，jì女也是人，她們也有愛的權力和願望。而且，作為風月場中人，她們比名門閨秀、千金小姐更懂得世態的炎涼、人心的叵測，也更懂得友誼的分量、愛情的價值。所以，那些成熟、老練的jì女，便不肯將芳心輕許他人：“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臨池柳，者（這）人折了那人攀，恩愛一時間”這首敦煌曲子，其實道出了不少jì女的心聲：她們不是不需要愛，而是深深懂得，像她們這樣以色事人、出賣肉體的女人，所能得到的，往往只是“恩愛一時間”。這就正好反過來證明了，她們渴望的，恰恰是“愛的永恆”。只不過，她們深知，這種真摯的、忠貞的、永恆的愛，實實在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她們一旦動了真情，就會格外地熾熱和執著，也才會產生那麼多的“生死戀”。
不過，這種愛，是不大見容於社會的。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非常奇怪的、充滿了矛盾的社會。一方面，它似乎比世界各民族的古代社會都溫情脈脈，父子愛、兄弟情、朋友義，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甚至就連君臣之間的關係，也不那麼公事公辦，而是強調要有“情義”存乎其間。但是，另方面，它對男女之間的愛情，卻又相當地嫉恨和仇視。它可以容許男人納妾，甚至可以容許男人嫖jì，卻絕不容許男人和女人戀愛，不容許這種愛情取得合法地位，這實在是莫名其妙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
既然如此，則jì女之愛，便難免不少是悲劇。
有兩個例證是經常被引用的，這就是霍小玉的故事和杜十娘的故事。它們分別見於唐人蔣防的傳奇《霍小玉傳》和明代馮夢龍的《今古小說。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杜十娘的故事，我們在本書第二章第三節已經講過，這裡只講霍小玉。霍小玉的母親本是霍王寵婢，與霍王生下小玉。但因婢無“名分”，所以，霍王一死，她們母子便被掃地出門，小玉也淪為歌jì。這種生活遭遇，使小玉對那個社會的黑暗和冷酷，很早就有了清醒的認識。因此，當書生李益向她熱烈求愛時，她的期望也不過只是李益在三十歲前，能愛她幾年，以後自己便永遁佛門。誰知，李益一獲官職，便立即遺棄小玉，另娶“甲族”盧氏。小玉變賣服飾，囑託親友，四處尋訪，並不見李益蹤影。後來，俠士黃衫客激於義憤，挾持李益來看小玉。這時，小玉纏綿的愛已轉化為強烈的恨。她對李益說：“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說完，左手抓住李益手臂，右手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
李益和李甲（杜十娘戀人）的負心，曾引起古往今來不少讀者的義憤。其實，真正有罪的，應該說是他們當時的那個社會。依當時婚律，“凡官戶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配偶。”所謂“本色配偶”，也就是只有本階級、本階層的人才可以通婚。不要說官僚階層難以與jì女通婚，便是封建階級內部，也要講究門第的高下。唐代以崔、盧、李、鄭、王“五大姓”為海內第一高門，時人以娶五姓女為最大榮耀。要李益放棄盧氏這一“高門甲族”，而與卑賤的歌jì白頭偕老，事實上並不可能；而李甲之所以為孫富的遊說所動，首先考慮的也不是那一千兩銀子，而是回去後如何向父母交代。他們既然無法背叛自己的階級，當然也就只好背叛真心愛著他們的女人了。
《中國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娼jì之（四）風雅與才情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jì女的愛，便不難發現，這種愛情多半發生在所謂“才子”的身上。
這似乎也是中國傳統愛情的一個模式，即“才子佳人式”，與西方的“英雄美人式”迥異。我們在本書第一章就已經說過，中國古代的英雄們，至少有一半是以“不好色”相標榜的。jì女們如果想愛英雄，便難免會“剃頭的擔子——一頭熱”，像潘金蓮挑逗武松那樣自討沒趣。才子們便不同了。他們向來就以“嘲風弄月，惜玉憐香”為本色，這就自然比較容易討女人喜歡，就像前面說的郭時秀愛王元鼎那樣，因“憐”而生“愛”。
更何況，中國的青樓女子，有相當多的一批人是極有才情的。隨便舉個例，宋代名臣趙拚，在擔任益州路轉運使、加龍圖閣學士銜而知成都時，有一次偶然看見一位頭戴杏花的jì女，頗有好感，便隨口贊曰：“髻上杏花真有幸。”誰知那小蜜星眸一轉，應聲答道：“枝頭梅子豈無媒。”這實在對得太妙了！“杏花”對“梅子”，“有幸”對“無媒”，而且“杏”與“幸”諧音，“梅”與“媒”同韻，格律工整，對仗貼切，意境含蓄，水平之高，令人刮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