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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宗法制重視的，正恰恰是嫡妻所生之首子。如果首子該殺，則嫡長子何由產生？如果所殺之子又是自己的，豈非自己給自己斷後，活生生斷送了血統的正宗傳人？顯然，棄首子或殺首子的政策，實不宜推廣發揚。
但是，另一方面，嫡長子血統的純正，又無論如何是極其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比不棄子不殺子還要重要。因為棄子殺子固然可能“錯殺”，不棄不殺則可能“錯認”。錯殺了不要緊，還可以再生；錯認了就很糟糕，可能永遠也改不過來。
看來，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正本清源”。也就是說，只有絕禁婚前和婚外的性行為，才是既安全可靠又不濫殺無辜的好辦法。如果能夠保證新婚之時，夫是“童男”，妻是“處女”，則他們婚後生子，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否則，便難免有妻子從外面帶進的“野種”來“奪嫡”，也難免有丈夫在外面留下的“情種”來“爭長”。所以，婚前婚外的性禁忌，對男女雙方都很重要。
不過這事也是說說容易，做起來很難的。因為一方面，“哪個男子不善鍾情，哪個女子不善懷春，”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無法抵禦的誘惑；另一方面，當時的風俗，是對性關係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連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紇與其母顏氏在尼山祭神時野合而生，禱與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來由便正是他父母做愛的那個地方——尼丘。
現在看來，所謂野合之風，很可能是遠古時代群婚制度的一種遺存。至少在周代仍有這樣的習俗：一到春天，男男女女便都跑到春意盎然的野外，在春風楊柳之中自由戀愛，在和陽明月之下私相偷情，而社會和官方也予以允許。《周禮。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其中，自然不乏童男處女，甚至已婚夫婦。如此看來，童男處女的純潔性，便不一定靠得住；已婚男女的偷情，也難保不會發生。“嫡傳”是否會“誤傳”，也仍是一個疑問。
於是，宗法制的設計者和維護者們，便只好採取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把男人和女人嚴格地區分和隔離開來，讓他們不能交往，不能接觸，甚至不能見面。也就是說，不讓他們有yín亂的機會。
這就是所謂“設男女之大防”。
關於這一點，《禮記。曲禮》有詳盡的規定。按照《曲禮》說法，即便是一家人，男人和女人也不能坐在一起（不雜坐），不能將衣服掛在同一個竹竿衣架上（不同椸枷），不能用同一條毛巾洗臉，用同一把梳子梳頭（不同巾櫛），不能手遞手地直接傳遞某一件東西（不親授）；小叔子和嫂子之間不能說話（叔嫂不通問），不能讓父親的妾為自己洗衣服（諸母不漱裳）；別人家的男孩和女孩，除非是有媒人來說，不能知道他們的名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自己家的女子，許嫁以後，出嫁以前，沒有特殊情況不能到夫家去，也不能和未婚夫見面（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嫁出去的姑娘姐妹回娘家來，即便是親兄弟子侄，也不能和她們坐在一張蓆子上，吃一口鍋里的飯（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器而食）。凡此種種，一言以蔽之曰：“男女授受不親。”
由此可見，古人的“設男女之大防”，差不多已經到了神經質的程度。不但男人和女人的身體、目光和言語不能接觸，就連碰過的東西也不能接觸。似乎用了同一條毛巾，就會產生性衝動；衣服掛在同一根竹竿上，就等於有了性關係。這可真是神經過敏，莫名其妙。具體地實行起來，不但諸多不便，而且也有麻煩甚或危險。所以便有人去問孟子，說“男女授受不親”，是禮嗎？孟子說，當然是禮。又問，那麼嫂子掉進水裡去了，也不能用手去拉嗎？孟子說，嫂子快淹死了還不去拉一把，就是畜牲，和豺狼一樣了，但這只能算作是特殊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幸虧還有孟子這句話，否則不知多少人會要死於不救。
不過，雖然有孟子的權宜之計，也還是有不少人死於“男女之大防”。元代有個姓馬的寡婦，辱房生瘡，不治則死，人們便勸她去看醫生。她說，我是楊家的媳婦，寧願死，也不能讓男人看病。結果真的不治而亡。當然，她死後便被尊為“節婦”，被樹碑立傳，流“芳”千古。
真不知制禮者聞之，又有何感想！
應該承認，“設男女之大防”，至少對於那些“意志薄弱者”，還是很有一些作用的。
我們知道，一男一女兩個人，要發生性關係，也並不那麼容易。首先，他們得見面，才可能產生性吸引。產生性吸引後，還要調情，然後是肌膚的接觸，最後才可能進入實質性階段。現在，男人和女人既不能見面，又不能說話，更不可能有身體的接觸，如何“yín”得起來？這樣的防範措施，真可謂堵泉眼、刨樹根，一開始就把可能發生的事端捏死在搖籃中，讓懷春者無春可懷，好色者無色可好，比事後去追究和懲罰，“高明”得多了。
所以，歷代的統治者、道學家和一般“良善人家”，對於“男女之防”，都看得很重。不但嚴格執行《曲禮》的規定，後來還增加了一些條款，比如不共廁所、不共浴室、不共井水等等。不共廁所、浴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條件，亦不妨多蓋幾間廁所、浴室，以免男男女女衣冠不整地從裡面走出來，雙方見了面“不好意思”。然而不共井水，便匪夷所思。一井之水，各用各的，又有什麼關係呢？更何況，地下水都連成一氣，雖從不同的井裡打出來，其實還是一回事。幸虧持此主張的司馬光先生不是現代人。否則，他就該主張建兩個自來水廠，一個男水廠，一個女水廠了。
但不管怎麼說，“男女授受不親”的觀點，在中國是相當地深入人心。記得直到我上小學的時候，還認為和女孩子說話是相當可恥的事情，而老師也要經常進行“打破男女界限”的教育，並強制性地實行男女同學同桌同坐的制度。事實上，直到現在，中國人男女之間的交往，也還相當矜持，不可太隨便，否則便會有人說“閒話”。這種男女之間保持一定距離、界限的態度，已經成為一種民族心理習慣，無法加以簡單地評說了。我們還將在後面的篇章里，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從“生殖崇拜”到“男女設防”，這就是中國古代兩性關係發展史大體上的一個走向。從總體上講，這是一個兩性關係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也是一個對人的自然屬性進行壓抑的過程。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文明原本就是對野蠻的鎮壓。既然是鎮壓，那就會產生兩種可能的結果：一種是在鎮壓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中，同時毀滅了一些可貴的東西，比如原始時代兩性關係中那種熱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隨同其野蠻形式而一同消失了；另一種是由於對鎮壓的反抗而產生另一種不文明的東西，比如嫖jì和同性戀。同性戀是一種性變態，它實際上是一種“文明病”，因為動物可是只有異性關係，沒有什麼“同性戀”的。這些問題，我們以後也還要再討論。